集权、分权与治理: 行政派出组织的缘起、特点与影响

为了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对特定区域的治理,完成特定的任务,派出机关、派出机构以及派出官吏等形式各异的行政派出组织,利用自身＂虚位性＂、＂临时性＂、＂灵活性＂的特点,通过分权分散派往各地的派出组织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对地方的行政区划、监察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汉代县域监察体制的布局与冲突

根据出土的金石、简牍文字,结合文献记载,可知汉代县域的监察制度既有郡监察县的上级监察部分,也有县令长仿效郡域督邮监察方式而进行的县域监控体制。由于汉代县一级官员是由中央任命,而乡、里一级官员都由乡里产生,二者代表的利益存在一定冲突;尤其是啬夫、亭长级官员被郡守用为督邮,转而监察本县时,会激起本县令长及其僚佐的极大反感。由于汉代县级长官的任命、去职都不如后世严格,其权力又无所不统,按理来说回旋的空间应该很大,但在当时的回避制、禁锢制等时代背景下,导致县域监察成为汉代地方监察体制中冲突最激烈的一环,任命的无序及擅自弃职等成为汉代县级长官的特色。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政区名勘误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中文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主要参阅教材,影响深远。该教材在＂作者简介＂、＂解题＂和＂注释＂中涉及政区名时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旧称,目前使用的2002年版仅中编第二册就有141处之多,涉及97个政区名。教材应体现时代性,对其进行勘误,很有必要。     

北宋司法监察制度述论

北宋司法监察制度由独立监察机构的监察、中央行政的监察以及司法体系内部监察三道监察网构成,其设置内含不少合理之处,对合理司法,提高效率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观其具体实施则弊端重重:整个体系中没有一个单一行使监察职能的监察机构,司法职能与其他监察职能往往相混;司法监察实际分为两套几乎不相干的体系——地方监察与中央监察,使地方监察受不到中央控制;行政对司法的监察使得司法监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沦为行政的奴婢.而这一切的最终症结在于封建专制,封建专制体制使监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体刍议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创建了中央以皇帝为核心的三公九卿制,地方上推行以乡里组织为基础的郡县制。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呈宝塔式的政治体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明代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尽管封建时代地方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秦制所沿袭,但历朝体制形式均有变化。汉初在秦郡县制基础上,改秦子弟无尺寸之封的做法,推行过一段时间的郡国并行政体。至东汉末原作为监察区的州,渐变成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至魏晋形成州、郡、县地方三级制。隋罢州,仍置郡县(后又为州县)二级制。至唐又在州(府)之上设道制。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又改道制为路制,出现     

试论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变迁的特点

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在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即历代政区的变迁呈现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共存,设置政区的等级和密度受人口、形势、经济影响很大,县级基层政区较为稳定而一、二级政区变动较为频繁,边疆政区设置受民族因素强烈影响而出现与内地政区的差异。这些特点,是符合中国历代王朝对广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行政治理需要的,同时也对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力,以至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刘宋的遣使出巡与地方政务管理

遣使是南朝刘宋中央参与地方政务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中央加强联系与控制地方的手段。使臣将朝廷的安抚、监察、赈济等施行到地方,稳定了地方秩序,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中央集权。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十三刺史部是汉代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东汉末年以后,逐渐由监察区划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目前学术界对十三刺史部的起源、治所、职能、演变等问题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 汉十三刺史部创建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它是在秦监御史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地方监察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说的“监”,即“监御史”。秦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每郡置一监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监御史上承御史大夫,直接受御史中丞指挥,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     

试论唐地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地方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但唐中后期,巡使地方使臣演变为常住地方使臣,并进而变为地方主官,集行政权和监察权于一身,侵夺了监察机构对地方行政的监察权.其根本原因是唐监察机构的独立组织建制和独立行使职权的机制被破坏.     

克林区的社会保障新模式给我们的启发

1．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分为中央、地方两级管理部门，中央一级负责制定政策，拟定社会保障计划，进行全局性指导；地方一级进行具体操作，负责退休金、补助金的发入，对困难家庭、单身家庭、残疾人家庭提供物质帮助。许多社会保障中心，如残疾人康复中心、老兵活动中心、退休者活动中心、儿童中心都隶属于地方社会保障机构。这种两级管理责权分明，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中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税收作为政府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应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要对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为改革方向,具体针对当前税制下的宏观税负、税制结构、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以及税收优惠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天人感应的审美具象化——论庄子的“真人”思想

《庄子》中有多处论及＂真人＂的地方,而其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此＂真人＂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审美具象化。尽管在庄子哲学那里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天人感应＂的说法,但是类似的思想在《庄子》中却无处不在。天人相应思想传神地体现在＂真人＂能与天地万物相通共感的诸多品性中,而＂真人＂则又是以具体感性形象出现的。万物禀＂道＂以生,＂道＂借万物彰显盎然生意,正是此＂本真之道＂确立了＂真人＂形象得以落实的逻辑起点。而这种＂真人＂境界的获得,则必须将对诸如有无、死生存亡等终极问题的抽象追问转化为具体的感性体验过程。这样最终落成的＂真人＂则表现出心灵的自在悠游而又具有感性生动的审美形象。     

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

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六朝疆域的政治中心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为首都。六朝之疆域范围,吴、陈两朝最小,晋末宋初最大。为了疆域的维持与国祚的延续,六朝在军事上,自北而南,自东徂西,或守河以保河淮之间,或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或守江以保江南根本。六朝为了治理疆域而建置的政区,因受具体时代背景与特殊国情的影响,表现出几个主要特点,如政区层次增多,政区制度过分不整齐划一,政区建置混乱以至过滥,地方政权多实行双轨制等等,这又引发出了诸多弊端,如外重内轻从而导致割据与动乱,军政合治从而导致民刑诸政不修,机构重叠、官吏冗滥从而导致地方吏治败坏,其结果,便是隋朝灭陈后的重新规划政区建置与改革政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