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中国古代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和政区的“由虚入实”——以州制为例

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常通过设立中央监察派出机构来加强对地方一级政区的控制,但随着监察区机能的转变,这种监察区即虚设政区就会转化为新的政区实体,而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又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政区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前提的,它们一起推动着地方一级政区的不断嬗替和政区的＂由虚入实＂。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州、唐末之道、宋之路等地方一级政区就是由这种监察、转输等派出机构转化而成的。     

唐代岭南政区变动与岭南蛮族的关系

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变动与当地蛮族关系密切。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剧增,是隋末的三倍还多。这种变动从政区沿革来看,在于梁代设置、隋代撤废的政区有许多被唐代继承。从政区增置的主要原因来看,在于当地蛮族势力的坐大和一批蛮族豪酋的崛起,他们被国家以创置政区的方式纳入统治范围。蛮族的崛起及国家在岭南增置政区始于梁代,唐廷继续按照"职因地奖"的原则对蛮族豪酋授官。这就是唐代岭南政区剧增与蛮族的关系。     

中国易学象数对越南阮朝都城顺化的影响

越南阮朝都城顺化,是以中国明清都城北京为蓝本建造的,受到了中国传统都城文化的深刻影响。易学象数作为中国传统都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阮朝都城顺化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九五至尊和三极之道等方面,研究易学象数对于越南阮朝都城顺化的影响。     

论织田信长与日本中世纪末期的统一

织田信长(1534—1582)出身于尾张地方一个领主家庭,幼年尚武,13岁领有那古野城,14岁领兵入三河,17岁继承父业。1554年,辖领几及全尾张,建立起统一全日本的最初基地。1560年“桶狭间战斗”后,全力向京畿发展。1567年击灭美浓,易大本营之名为“歧阜”,定朱印之文字为“天下布武”,并以天皇密旨和幕府委托为号召,宣布将以武力统一全日本。     

专题视点: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今天”“今日”类时间词语的方言地理分布与南北文化差异

汉语方言中表示“说话时的这一天”的时间词语可分为“今天”类、“今日”类两大类。“今天”类时间词语分布在北方方言区,“今日”类时间词语分布在南方方言区,这两类时间词语的分布规律体现了南北文化差异。从“今日”“今天”类时间词语的分布来看,汉语方言第一层级的划分应首先作南北划分。     

《读史方舆纪要》数据库建设中地名解析的原则与方法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名著,以明代政区为纲,记叙全国地理地物分布及沿革,包含的地理信息详细而全面,是一本常用的历史地理参考书。但该书卷帙浩繁,检索困难,且空间关系不易定位,因此以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的管理、检索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该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名信息的解析及其关系的构建。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名条目的鉴别与分割。在总结《读史方舆纪要》行文特点基础上,提出了条目鉴别与分割的原则。第二,地名所属行政系统的确定,即按照地名隶属关系,将其分为普通政区与军管型政区两大系统。第三,政区地名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的确定,即按照明代行政区划的特点及《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确定地名的上下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第四,非政区地名类型的划分,即按照地名所代表的地物性质,将其划分为山脉、河流及其他地名三大类型。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挖掘、分类解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古籍地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提供借鉴。     

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

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既是历史政治地理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土家族历史地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长期为学术界忽略.通过对实录、正史、方志、家乘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逐一揭示了明玉珍大夏国在鄂西、湘西、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设置的各类土司的历史沿革和地望,基本复原了这一时期该区域的政区地理面貌,并将其与陈友谅大汉国的边疆统治方式作了比较,认为明玉珍与陈友谅政权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策略上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效果:陈友谅新占领之地与大汉政权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而大夏政权的疆土则要稳定许多.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疏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

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六朝疆域的政治中心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为首都。六朝之疆域范围,吴、陈两朝最小,晋末宋初最大。为了疆域的维持与国祚的延续,六朝在军事上,自北而南,自东徂西,或守河以保河淮之间,或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或守江以保江南根本。六朝为了治理疆域而建置的政区,因受具体时代背景与特殊国情的影响,表现出几个主要特点,如政区层次增多,政区制度过分不整齐划一,政区建置混乱以至过滥,地方政权多实行双轨制等等,这又引发出了诸多弊端,如外重内轻从而导致割据与动乱,军政合治从而导致民刑诸政不修,机构重叠、官吏冗滥从而导致地方吏治败坏,其结果,便是隋朝灭陈后的重新规划政区建置与改革政区制度。     

我国历史上数县同治一城现象之探讨

我国历史上数县同治一城现象之探讨冯春生县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自春秋时期设立县的建制以后，２５００余年来，我国最基层的政区皆以县称之。每县有一城郭，作为县之治所，此为通行之制。另外，尚有一种以二县三县、四县同治一城，城郭亦为数县分属的特...     

钻胡同儿游京城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城市小巷。在北京,胡同浩繁有几千条,它们围绕在紫禁城周围,大部分于元、明、清三个朝代形成。在这些朝代的鼎盛时期,帝王为了“建皇极而降上仪”,“袭周官之制,度地居民”。北京城以皇宫为中心,街道全部按经纬排列。正规的胡同,集中皇宫附近的东西两侧,沿街道由南向北整齐地排列,其中居民多为皇亲贵族。简陋的胡同,大多在离皇宫较远的南北两个方向,其中居民多为商贾平民。     

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在层级结构中存在着层级过多过乱、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随意性大、权力导向过于集中等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类型结构中存在地方政府类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设置多沿袭历史传统、缺乏科学设计成分、多考虑政治与行政需要,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的需要等问题。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改革的基本路径有:逐步精简地方政府层次、采取“虚省实地”和“撤镇强县”;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荆巴古宝及土家溯源

“荆巴区”是去年我在区分全国各民歌地方色彩区时划出来的,以地理概念暂取名为“荆巴民歌地方音调色彩区”,简称“荆巴方音区”或“荆巴区”。“荆巴地区”,大致范围包括湖北省、陕西汉中、安康二地区的汉水两岸一带,川东的万县、达县、涪陵三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北部分地区。此区处于长江中下游与全国南北音分界线上(南侧)。区之东临赣、吴方音区:区之南与湘方音区交界;区之北与全国北方音区接连;区之     

北方文风的性质内涵及其内在生机

“北方文风”系与“南方文风”相对而言。中国区域辽阔,地理复杂,历史久远,版图的改变也很频繁。但要而言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包括其以北地区的北方,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其以南地区的南方,则大致可作为区分南北的标准。这两大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别,开发的时间也有早晚,反映在文化和文学上,也是各具特色,互有异同。所以刘师培曾著《南北文学不同论》,历述自先秦至清季南北两方文学各自的风格特征。自西晋永嘉之后至隋统一的这段时间里,上述南北两大区域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出现了对立的势态,文化和文学也呈现为分途发展、各具异质的局面。本文所谓的“北方文风”,即是此一时期与南朝文学风尚(南方文风)相对而言的北朝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总的性质、内涵和特征。     

小说地图视角下的“南袁北纪”

清代有“南袁北纪”⁽(1))之称,袁枚和纪昀洵为文坛巨擘,亦皆为文言小说大家。若立足两人文言小说集代表作《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以小说地图的视角观之,多有可比对映照之处。就小说作品的主要地域分布而言,前者以江南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南而北”的趋势;后者以直隶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北而南”的趋势;就南北空间景观的重点意象而言,则有市井与庙堂之别;就物产与民俗地理的南北特色而言,则有南方山林与北地原野之别;就南北主要人物群像的塑造而言,前者多写江南客商,后者关注北方循吏。通过以上的比照探讨,还可见出两书不同的写作策略和叙事笔法,即一为性灵大家,由“戏编”而张扬性灵,一为理学名臣,多考据而说理教化。两位作者虽有强度相若的“地方认同”情感,却有着迥然有别的撰述心态。     

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 ,词文学创作也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两派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祈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南北词坛并非绝对封闭和隔绝 ,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