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体育运动

说起体育运动，中国人自古就喜好，虽然古代没有这个名词，但却很早就举行过诸如足球、马球、击剑、舞蹈、游泳、摔跤、围棋、武术、拔河、跳绳、踢毽子等比赛项目，其中不少已成为大众化运动项目，至今不见衰退，像拔河、跳绳、踢毽子大概人人都玩过。     

唐代的球场及其应用

唐代的马球运动,由于正史、笔记、诗赋的记载,以及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中壁画《马球图》的出土,使人们基本了解了它的主要特点,而对于球场,则因史料零散,又无图画作证,所以至今人们所知甚少。球场不仅是马球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了解马球运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也是了解唐代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重要方面。唐代的球类运动,主要是足球(亦称步打球)和马球两种(其他尚     

辽代的国球──马球

马球在唐代由西藏传入中原，成为唐代主要体育项目之一。到了辽代日渐发展为国球；因马球独有的娱乐功能受到辽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享有特殊的地位；辽兴宗对马球情有独钟，亲自组织比赛；但因马球运动有利也有弊，对马球运动也有争议；马球成为契丹国球有历史的必然的主客观原因。     

帕米尔高原上的体育奇葩——塔吉克族马球运动

居住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塔吉克族,是勇敢、善良、勤劳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塔吉克族不仅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而且还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项目。塔吉克族马球运动,就是塔吉克族马背运动中的一类。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凡是传统节日、大型活动等欢庆场合,都要开展马球比赛活动。     

纵谈中国的马球运动

马球运动是我国古代体育的一个重要项目 ,历经千余年。它起源于西藏 ,唐初传入中原。由于通过马球能有效地提高骑马技术 ,曾成为一项军事体育项目 ,一度得到统治阶级的倡导。这一运动几经兴衰 ,从中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军事的特点及变化 ,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论唐诗中所见的宫女体育活动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使得女性体育活动也得到新的发展,那些生活在皇宫大内的女性在体育游乐中释放郁闷消闲健体,以求身心的自由解放。举凡蹴鞠、马球、驴鞠、步打、射箭、围棋、舞蹈等适合女性开展的体育活动在宫女中得以流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女性自由奔放、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乃是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一隅。     

御马挥杆王者归来

继网球、高尔夫和F1这类高档体育运动逐渐抢滩影响中国人生活之后,马球"王者运动"的回归同样顺理成章。     

周秦体育活动初探(上)

远在周秦时代，体育活动已经初具规模。只不过当时的体育还是融知识和技能学习、身体训练、游戏娱乐、共同感情及习惯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的活动。诸如射箭、击剑、摔跤、田径、足球、游泳、举重、六博、围棋、投壶、导引、赛马、斗鸡、走火、拔河、龙舟竞渡等体育活动或游戏，在周秦时代已经十分活跃，而且自成体系。     

甘肃临潭万人拔河活动的特征及价值探析

甘肃临潭万人拔河活动已有600多年历史.对这一传承百年的民俗活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拔河活动历时悠久、气势恢弘,参与群众民族成分居多,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性及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融合特征.拔河活动还具有维护民族地区和平稳定,娱乐群众身心,迎合全民健身热潮,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体育、社会、文化价值.     

浅析少数民族拔河项目的文化多元性和娱乐性

通过文献资料调查、田野实证等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类拔河项目,如达斡尔族颈力、藏族押加和朝鲜族拔河等进行文化解读,提出以拔河文化为载体,拓展拔河项目的发展空间,并形成拔河文化优势互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纵横术与唐人干谒之风——从李白《与韩荆州书》说起

通过阅读唐人著作可知,滥觞于战国时期的纵横之术,在唐代亦成为一种时之常态, 并为伺侯于权贵之门, 奔走于名利之途的士子们广泛运用于当时的干谒活动之中。     

唐判发微--略论几则涉林判词的史料价值

判是盛行唐代官场,用四六骈文书写的司法文书,也是应试考生科举及第之后、授官之前“覆其吏事”的重要科目。判有官场堂判、应试之判的区分,而“文理优长”、短小精干,乃所有判词必具的特征。不少官场堂判、应试之判都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笔者在概述唐判的一般情况之后,侧重考察五则涉及林业的应试唐判,以期弥补史乘记述之不足,深化当代人对唐代林业的认识。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龙龛手镜》所收唐讳字形论析

《龙龛手镜》搜集了大量写本佛典中的异体字,唐讳字形也在其列。从避讳学与文字学交叉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形的分布特点既与唐代避讳的规避对象、祖庙推崇、起伏概貌等情况基本契合,较好地保存了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写本文献的影响痕迹,也反映出唐讳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况。不过,囿于编纂初衷与文献性质,《龙龛手镜》在处理所收唐讳字形时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唐讳字形的收录考证也有待商榷。这些情况透露出《龙龛手镜》在避讳制度的认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影响了正字标准的合理取舍。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敦煌讲唱文学对戏曲的影响探析

敦煌讲唱文学的类型多种多样,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是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地区广为流行,能够表现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同时又采用了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通俗文学作品。敦煌讲唱文学在类型、体制诸方面富含戏剧因素,因而对其加以分类和探讨,对戏曲起源的研究将有所裨益。     

冥婚形式及原因探析

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冥婚习俗,是中国婚姻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自周以前产生此俗以来,不断发展。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冥婚现象自上而下已蔚然成风,明清时亦屡见不鲜。冥婚现象在我国流行的范围比较广,产生了各种花样不同的形式。历代论者大都认为冥婚陋俗与礼不合,荒诞无稽,提出各种批评看法。然而,冥婚之俗并未因时代推移而消逝,直至民国时一些地方还存此俗,就是当今社会也未绝迹,进行冥婚者仍时有见闻。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