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俗字避讳试论

唐代避讳以形体的改变为重点。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 ,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 ,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 ,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从根本上说 ,这是避讳制度与俗字形体同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产物。北宋以后 ,伴随着避讳重点的转移、雕版印刷的盛行 ,俗字避讳失去了产生条件 ,最终趋于消亡。     

敦煌卷子S.202中两个重要的隐在避讳

S.202是一件较为重要的敦煌医药卷子,但对其文献的传抄情况,既往研究者虽然利用了卷子中的避讳情况作判断,却因为对古代避讳知识的生疏而形成误判。实际上,该文献有隐在的南朝陈讳和隐在的唐代避讳。由于后者的存在,可以将卷子的抄成年代判定为唐代。     

《篆隶万象名义》二题

《说文》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第一部字典,《玉篇》则是《说文》与后世字书之间的桥梁,但原本《玉篇》已亡佚。拿今天通行的宋本《玉篇》和日本所藏唐写本原本《玉篇》残卷相比,可以看出二者有相当大的出入。日本空海和尚生当中国唐代,他所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收字与《玉篇》原本相当,注文中训释文字的义项也基本一致,体例编次与《玉篇》相同。可以说,《名义》是今天考察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原貌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也是研究原本《玉篇》的主要参考和依据。《名义》注释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其所注反切记录了南北朝时代的语音情况,其义训远比宋本《玉篇》丰富。《名义》中所收的注音对研究中古语音有着极大的价值,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名义》中的注音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因而《名义》音韵学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对《名义》注音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归纳,并指出了注音方面的某些错误现象。《名义》避“顺”、“衍”字讳,其避讳方式与南北朝时期的避讳习惯相符。这也说明《名义》所根据的《玉篇》是唐孙强增字改定以前的本子。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名义》的深入研究。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张涌泉:《汉语俗字新考》指出宋代以后的一些字典辞书,诸如《龙龛手镜》、《四声篇海》、《字汇》、《字汇补》、《康熙字典》,以及今人编的《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都收载了大量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以及与正字关系不明的疑难俗字。由于种种原因,汉语俗字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所以上述字典中的这些疑难俗字也很少有人问津。这种情况不但对载有这些疑难俗字的古籍的解读带来了困难,也对现代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汉语俗字丛考》的基础上,依据敦煌出土文献等大量…     

汉语俗字新考

宋代以后的一些字典辞书,诸如《龙龛手镜》、《四声篇海》、《字汇》、《字汇补》、《康熙字典》,以及今人编的《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都收载了大量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以及与正字关系不明的疑难俗字.由于种种原因,汉语俗字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所以上述字典中的这些疑难俗字也很少有人问津.这种情况不但对载有这些疑难俗字的古籍的解读带来了困难,也对现代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汉语俗字丛考》的基础上,依据敦煌出土文献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典中的二十多个疑难俗字进行了考辨,并纠正了旧辞书辨释方面的一些错误.     

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

唐写本《玉篇》大量引用《字书》,在内容方面,《字书》与《说文》存在一致性,也与《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一切经音义》等唐代文献所引《字书》存在一致性,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即吕忱《字林》。《字书》、《字林》同实异名,这与有关史书载《字书》而不载其撰者姓名以及顾野王称《字林》为《字书》有关。     

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

唐写本《玉篇》大量引用《字书》，在内容方面，《字书》与《说文》存在一致性，也与《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一切经音义》等唐代文献所引《字书》存在一致性，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即吕忱《字林》。《字书》、《字林》同实异名，这与有关史书栽《字书》而不载其撰者姓名以及顾野王称《字林》为《字书》有关。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可洪音义》与《龙龛手镜》研究

<龙龛手镜>是为识别手写佛经疑难俗字而作的一部字典,是脱离了原文背景的文字汇编.所收录的文字大多形体怪异,难以辨识.<可洪音义>则是一部以辨析手写佛经中的俗讹难字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佛经音叉,此书可以说是佛经随文注释的汇缡,所释俗字、难字很容易还原到经文背景中去,容易辨识,所以此书对于识别<龙龛手镜>中的疑难俗字大有裨益.     

避讳语初探

避讳语是人类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不但影响到人们语言生活的质量,也影响到语言的变化。避讳语就其内容来看可分成三类:一曰“讳凶”,二曰“讳尊”,三曰“讳俗”。“讳凶”类避讳语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讳尊”类避讳语是“讳凶”类避讳语的直接延伸。至于“讳俗”类避讳语的产生,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封建文明以后的事。避讳语的流变主要包括:内容的扩展、形式的嬗变和自身的更新三个方面。     

论敦煌宗教话本《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

敦煌文献中的《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是两篇宗教文学话本.它们都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利用民间说话艺术形式进行宗教宣传、神话宗教人物的宣传作品.《庐山远公话》叙东晋名僧惠远的故事,但除了惠远家住雁门、庐山出家的基本框架外,其他绝大部分情节、特别是其主干情节如白庄劫寺、远公为奴、远公与道安论议等都是作者虚构的.这种虚构在正统僧人看来是"诳",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是文学的自觉.《叶净能诗》则把初唐至盛唐百余年间的明崇俨、申天师、叶法善、罗公远等著名道士的奇闻轶事都"捏合"在道士叶净能的身上,集中表现他的奇术异能.该话本有些情节写得饶有风趣,宣传教化及娱心两相兼顾.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研究

唐太宗入冥故事,历经从唐代文人笔记、民间变文至元杂剧、明清小说,是影响较大、流传已久的游冥故事。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涉及冥界观念的演变、小说对“玄武门”事件的态度、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等很多方面。《唐太宗入冥记》变文中的冥界观念清晰明确,反映了初唐时期的冥界观念。明清小说中的唐太宗入冥故事反映了明清时期社会比较流行的冥界观念。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过程中,人物形象、性格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作为一个可以独立流传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基本框架,被不同的创作者因着不同的创作主旨加以利用重新改造,在这个框架内加进一些不同的内容,反映了作者不同的创作主旨。     

唐代经济史札记二题

唐太宗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所以他重视农业,不失农时;提倡"克俭节用",节流为主,主张"藏粮于民".唐太宗的经济思想使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唐代钱币的发行对经济发展也产生影响.唐代统治者没有认识钱币对国计民生的巨大影响,对钱币的政策反复较大.中唐之后,对钱币采取宏观调探,从而扩大了钱币的流通范围.     

唐翠微宫考

翠微宫是唐代著名的夏宫,位于长安以南,秦岭山脉北麓的翠微山上。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修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重新修葺。贞观二十一年和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先后两次在翠微宫上避暑,处理政务,并最终逝世于此。太宗之后,唐代君主便很少至此,翠微宫逐渐衰败,最后废宫为寺。虽然翠微宫作为夏宫的历史并不算太久,但是关于翠微宫的相关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研究。     

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

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