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周礼·春官宗伯》注郑玄诗乐观探悉

<春官宗伯>是<周礼>中的一篇.郑玄为其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寓思想于注疏,详细阐发了自己的诗乐主张,对诗乐与性情的关系、诗乐类别的划分、歌诗语言的艺术、诗乐的功能、诗乐的制作及传习之本、用乐的等级尊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予后代诗乐研究以重要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民族音乐关系举要

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民族音乐是脱胎于悠远博大中国文化母体上的一对孪生姐妹,其渊源特征可谓一脉相同。他们既存在节奏、声律、高低平仄、诗琴相随等方面的融合,又互织出诗乐两者在创作方法、形式结构、板眼律动、诗吟内涵的相互渗透。两者还直接衍生出了"诗乐会"等吟乐相映的结合体裁,产生了以诗评乐、以乐赋诗、诗乐归一的至高审美境界。     

郑樵“声贵说”刍议

在《通志.乐略》中,郑樵基于当时文人对古代诗乐所取的重文学而轻音乐的态度,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声贵说"这一犀利观点。他从音乐与义理、文学、古题名这三方面的联系来论述,提倡诗乐应以音乐为重,以期恢复自《诗三百》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从诗与乐的关系看三曹诗歌

曹操酷爱音乐,其诗歌创作与音乐活动密切相关,使其诗作留有明显的音乐痕迹;曹丕诗歌既有向民歌学习的一面,同时也注重辞采,其诗歌在形式创新方面的意义要大于内容创新意义;曹植的诗歌创作则基本脱离了音乐的束缚,他的诗歌开始寻求文字内在的声律之美,从内容上也渐渐摆脱“代言”的局限,从而完成了诗乐分离的趋势。三曹诗歌中的诗乐离合关系,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学自觉的过程。     

潮州弦诗乐浅探

潮州弦诗乐是潮州音乐家族中的主要音乐品种,从弦诗乐的历史、名称、乐谱、板式和奏法、演奏姿势五个方面的渊源探索可以看出它有古代音乐特别是唐宋音乐的某些旧制遗风。     

李商隐诗歌的总体特点及其咏史诗特点——兼论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有关诗乐关系论述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关于诗乐关系的论述在具体阐述诗乐关系、对诗乐关系进行总结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诗乐关系,与作家的作品风格及其各类作品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其实是相类似的.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总是会有一个总体的风格,即钱钟书先生在诗乐关系中所阐述的乐.作家的风格总是会伴随他的全部作品.本文就从这个理论出发,具体阐述李商隐诗歌的总体特点及其咏史诗特点,并借此进一步验证钱钟书先生之观点.     

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

《史记.乐书》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诗乐思想,司马迁汲取并实践了先儒的思想,他的诗乐思想除了主要保存在《史记.乐书》中之外,还反映在他对“诗”的引用和评论方面。他认为“乐自内出”是诗乐的发生过程,“诗以达意”是诗歌的本质,并且通过诗乐表现、情感浸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简论唐诗中的音乐美

唐代诗歌和音乐水乳交融;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具有韵律的美;入诗的乐器多种多样;诗歌和音乐也相互促进和结合;诗人描绘音乐的手段和效果非常独特。     

论全真音乐机制与全真道士的诗词艺术

全真音乐主要是施之于修持,其法有唱诵与吟诵等;另一种是施之于庆祝、祈祷等法事的,以声乐演唱为主。全真道士在传教过程中,既与士大夫唱和赠答;亦面向大众布道而强化词的音乐性,其方式是或继承能歌的词调,或将词调进行改造,或自创词牌,使渐趋雅化乃至僵化的词变得鲜活、俚俗,使词体更容易向曲体发生转换,成为词曲之间流变的中介和津梁。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南北音乐文学体系的对立融合与词的起源

词作为音乐文学,受隋唐时期新音乐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到隋唐之际,逐渐形成三种主要音阶,下徵音阶主要在南方音乐中使用,北方较多使用清商音阶,三种音阶并用于俗乐"二十八调".唐以前南北文学存在明显差异,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也同样存在南北差异.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促成了填词风气的兴盛.词在初起时,存在着南北两大体系对立的倾向,在对立与融合中,词体的发展由受宫廷音乐文学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以南方色彩为主要特征.     

姜白石的词乐与清雅之韵

姜夔不但能作诗词,而且精研乐理,能创作乐曲。他的乐曲既能反映他独特的人品气质、内心情感,又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体现出声情韵律的高度统一。品味姜夔的众多词作,都具有清雅之韵,于婉约、豪放之外,自树一派。姜夔的词作在音阶、调式以及词调旋律、字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风格与其清雅之韵是一致的。此外,姜夔还善于用名贵的古曲、独特的自制曲来表达他一生中经历的情感的高峰体验。     

明代诗学论诗乐关系

诗的本质之一是其音乐性 ,明代主流诗学相当关注这一问题。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视音乐性为诗的原生属性和根本属性 ,谢榛留意于声律的辨析。“唯乐不可以为伪”。重视诗的音乐性 ,即重视诗的抒情性     

音乐家屈原考辨

通过史料考证屈原生活的音乐之乡、音乐之国和受到的良好乐教及音乐素养,分析屈原诗歌中对音乐的描摹、屈原的音乐创作及其《九歌》唐代在民间的影响,认为屈原是伟大的音乐家。     

感时抚事 哀乐悲舞——杜甫乐舞诗的主观情致与客观表达

杜甫的诗歌创作题材丰富、涉猎广泛,浸染于繁盛的唐代乐舞文化之中,他以其敏锐的诗人气质与醇厚的乐舞素养,通过乐舞诗创作感时抚事,哀乐悲舞,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乐舞文化的深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