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当然要具备诸种条件.但某部著作的出版,亦往往成为一门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史”这门学科.“文化大革命”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家,而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当代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1979年起,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被介绍到了大陆,随后一些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又有独立出来研究的趋势.1991年,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台湾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80年代后期起,人们在研究中又逐步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同于大陆文学,也不同于台港澳文学,应该专门地进行研究.     

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

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作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众化的参与力量、经典化的介入力量及学科化的主要力量,紧密地锲入了大陆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与建构过程之中,成为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媒介文本.     

民间话语资源的采撷与运用——论文学方言、方言文学以及当下“方言写作”

方言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语言.推广普通话与正确使用方言并不矛盾,方言在特定场合具有自身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文学方言具有凸现人物形神、传递别样情致和承传地域文化三种主要作用.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方言文学与正统文学交互作用的历史,晚清以来方言文学以京语文学、吴语文学、粤语文学发展最为充分.世纪之交再次掀起了"方言写作"的浪潮,表明了当代作家找寻现代汉语写作新的话语资源的自觉与努力.方言文学前景看好,但也面临困惑和挑战.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重新关注1990年代诗歌的现实主义

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或许是基于以时间向度构建文学史断代的惯常思维,即对"十年一代"的文学史分期和分界的某种确信;或许是对历史事件断裂与整合后同步切分文学的经典思路,显然也体现着某种整体文学观的研究实践.近年来在文学断代史表述和当代文学史的谱系研究中,"十七年"与"文革"文学被重新挖掘,1980年代文学正被"重返"与反思,"新世纪文学"被随时追踪跟进热点频现.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考察与构想: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作的元研究则几乎无人问津.文章在全面系统考察分析现状的基础上,以"童年作为一种文化假,设"、"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文本,也是一种文化文本"为契合点,论述了将"文化研究"引进儿童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与方式.藉此不但超越"非文学"研究的政治框架,也超越"纯文学"研究的偏狭模式.同时以儿童规作为价值参照系统,尝试建构新的儿童文学史观.     

第三只眼看华文文学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对于广大的大陆学者来说，这是一方陌生而又亲切、辽阔而又丰饶的文学沃土。十几年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学术成果，如刘登翰研究员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和《澳门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为今后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才同侧起步，走上正轨，并非如个别学者所指称“已攀登上了一个颇为…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和实践,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推动力。"现代性"、"启蒙"、"民间"、"悖论与补偿"、"民国机制"等文学史观,对于还原、整合近百年文学的历史风貌和精神演进,各有其独特的贡献。不过,百年文学史的整合,必须处理承续与断裂、现代与传统、本土与海外、大陆与港澳台的关系,这是既有文学史观和文学史书写所遭遇的难题。"半殖民与解殖民"的文学观念,为重新解读近百年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理论的历史感、包     

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

近代以来,除了一些本来就有些感伤的诗人如闻一多为分离出去的澳门等唱过著名的<七子之歌>,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无关痛痒的感慨,一般的文人尽管下香港,到台湾,走南洋,赴欧美,有的是故乡缠绵和故国之思,多的是异地景色和异域风情的耽溺,哪来那么多"领土"意识、"族群"情怀!他们那时候看港台和海外的中文作品,一般不会视同化外,另眼看待.谁能设想,同一个林语堂到了美国,同一个郁达夫到了南洋,同一个萧红到了香港,同一个梁实秋到了台湾,他们的有关写作就立刻成了北美华文文学、新马华文学、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也即成了中国大陆本土以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当然内容.但不幸的是现在这样的认定成了铁的事实,成了不容置疑的文学史现象.     

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从世界华文文学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历史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生命整体.在众多的描述世界华文文学历史的方法中,"天、地、人"的思想较合适."天"主要指文学现象的时间性,"地"主要指文学现象的地域性,"人"包括审美主体(作者、编者、读者)和作品人物."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20世纪华文(汉语)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活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社会体制的差异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五四"前后、40年代前后、70年代前后、90年代前后,构成了百年华文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描述清楚这四个时期的历史起伏,足以呈现20世纪至今的民族新文学的全貌.     

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

在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意义上,提出多中心主义的、跨越国家界限、以文学想象为疆域的"文学中华"概念.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世界华文文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世界华文文学,指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它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使用同一的语言,源于共同文学传统的审美价值,拥有共同的作者群、读者群、媒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区构成其现实领域,现代信息技术为华文文学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整体主义视野内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无论是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地区、东南亚或欧美与澳新的华文文学,均为这一整体中具有功能意义的组成部分,体现着世界华文文学的不同侧面与特色,代表着世界华文文学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     

试论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写作

本文认为,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溯写作在尊重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史”的写作意识的鲜明性和运用历史细节的生动性等方面,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试图通过学理上的分析以期填补大陆学者对该著述研究的空白。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基本而且是唯一具有完全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历代理论家依此模式创造出唐文三变说、唐诗三变说、宋文三变说、宋诗三变说、宋词三变说、古今诗三变说、元文三变说、元诗三变说、明文三变说、明诗三变说、清诗三变说等论述."文体三变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民族心理文化依据.此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论述方法.当代的文学史书写应当借鉴、吸收这份理论遗产.     

“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

白先勇与陈若曦是当代汉语小说写作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展现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画面.不管是白先勇还是陈若曦,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与国民党最后迁徙台湾的1949年在其小说叙述中都是一个重要时刻.只不过,在白先勇的叙述中,1949年以后,依然是民国风月,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已不免换了人间,对于同一历史时间不同的叙述法构成了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对照中最为触目的一道景观,两位小说家也以此建构了各自"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的文学史形象.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