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美、真、善——济慈审美观与道家审美观的比较研究

约翰·济慈和先秦道家都在真、善、美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济慈把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当成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指归,在美的根基上探讨真,又在美的追求中感受善;道家审美观将"真"置于第一位,"美"和"善"均次之.在对"真"的理解中,济慈将存在于主观世界的想象扩展到"真"的范畴中.道家的"真"与济慈的"真"内涵也不完全相同,道家之"真"倾向于本然的存在状态,无关乎主观想象之"真"的问题.从文化渊源上看,济慈对真、善、美的阐释源于古希腊文化的大背景,道家思想中真、善、美三个审美范畴的内涵则建立在"无"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试论中国古代创作中“忘”的审美意味

中国古代文论十分推崇“忘”。从庄子的“坐忘”之境到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这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史都贯串了“忘”的精神,使“忘”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审美精神之一,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艺术的显著特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忘”,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来讨论的。旨在探求蕴含在这种状态和境界中的审美意味。中国古代哲人早在先秦就开始引入“忘”的概念。先秦百家争鸣的风暴过后呈现出两大     

庄子哲学中“忘“的诠释

“忘”是庄子哲学的重要概念,其核心内容可展开为坐忘、相忘与两忘。坐忘立足于个体,倡导个体从“形”与“知”的困顿中超脱出来;相忘探讨个体间的关系,主张回归关系本然的虚清状态;两忘不仅试图消除人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其深层意蕴还指向忘“忘”,从而达到无己境界。     

道家之“德”的生命论意蕴

“德”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古代一般文献中主要是一个伦理学范畴.道家所谓“德”虽然也具有伦理学含义,但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道家之“德”深具生命论意蕴,其根本内涵是万物和人从生命终极根源“道”那里获得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命内在本质和个性特征,“道”是生命形成的潜在力量和终极根源,“德”则是生命得以形成的现实根据.对“德”的这种理解在道家代表性著作《老子》、《庄子》、《淮南子》中均有充分体现,由此形成了道家别具一格的德论思想传统,并以其不同于其他诸子的德论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     

精神的徜徉——庄子与屈原之“游”的比较

庄子和屈原是最早借用“游”表示精神境界和审美观照的。庄子之“游”是哲人之游,更多地指向内在的超越与个体的自由精神;屈原之“游”是诗人之游,是基于现实的,伴随着真切的情感体验。二者有共同的生命性内涵,但又有明显的思想差异。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济慈爱的困惑

1818至1819年无疑是英国伟大的浪漫派诗人济慈短暂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作为年轻诗人，济慈正处在个人爱情和诗歌事业的十字路口。诗名未成，却坠入了爱河．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端庄”的范妮·布劳恩。但从一开始，济慈就处于一种“既幸福又痛苦”的困惑之中。济慈在这时期创作的《无情的奴女》、《拉米亚》和《奥托大帝》等诗作中表现出来的爱的困惑，是一个立志献身诗艺的年轻诗人和情人之困惑、诗人不能同时崇拜诗神阿波罗和爱神厄洛斯，事业爱情两难全。这就是济慈爱的悖论“痛苦而甜蜜”的内涵，也是他产生爱的困惑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诗化人生和美的结晶──济慈与他的《秋颂》

众所周知，拜伦、雪莱和济慈被誉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三杰。但在这三位伟大的诗人中，济慈却独树一帜。他的诗另有一番情趣，他的论另有一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济慈更具诗才，他的作品尤其是《秋颂》，从中国传统诗论的角度看，则更有韵味。仔细深究一下就会看到，济慈从其人到其诗，实在是自然之造化，缨斯之杰作。济慈就是诗。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故胸怀大志，或心有郁结，不抒不觉其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人皆可吟诗。然而，“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     

“妙”与“和”——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美学史上,道家主“妙”,儒家倡“和”,这样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对中国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较和分析这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是很有意义的。一、“观其妙”与“和为贵”“丽”与“和”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根源于道家和儒家对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态度。按照道家的观点,     

论郭璞《游仙诗》中的“仙”与“玄”

东晋初诗人郭璞以游仙诗创作声名斐然于古代诗坛,其诗今存完整的有十一首,另有八首残篇。郭诗自流传于世多为历代诗歌研究者评品。钟峰《诗品》评曰;“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则称：“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钟嵘之说看到了郭璞《游仙诗》咏怀的审美特点,否认了“列仙之趣”和化入诗中的玄理;檀道弯注意到了郭璞《游仙诗》所体现出的时代风貌——玄学思潮,从而将其与东晋初的玄言诗等同视之。钟嵘与檀道鸾各自指出了郭璞《游仙诗》审美动因的一个方面。而今人在论…     

“凡是”与“所有”之比较

“凡是”与“所有”语义上通常认为没有任何区别,其实二者并不相同。从句法位置上看,“凡是”只能出现在句首,“所有”则能出现在句子的多个位置;从语义上看,“凡是”并没有“所有”的意义,而是句式赋予的;从词性上来看,“凡是”是连词,“所有”则是形容词。“所有”侧重于断定一种现实情况,而“凡是”侧重在断定一种条件联系,更接近于“只要是”的意思,甚至包含有一种轻微的假设意味。     

《庄子》论“孝”探微

《庄子》论“孝”的内容不多,但颇为惊艳,是传统道家“孝”文化思想的突出体现。《庄子》论“孝”,反对虚饰和强制,注重“孝”之情感的本然真实和自然实现,追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忘亲”之“孝”的理想境界,并要求将这种理想境界落实到“孝亲”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忘”之为“忘”,在《庄子》中,存在着“因困而忘”和“因适而忘”的不同运思理路;“忘亲”之“孝”,由此展开为一个由易而难、不断提升的多层次之“孝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在传统的“以敬孝”和“以爱孝”的实现方式之上,《庄子》开出了一个更为超越的“忘亲”之“孝”的浑化境界,具有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操作上的独特性,对我们今天的“孝”之实践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中俄象征诗派“契合”观比较论

“契合”是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所在,其哲学基础是“两个世界”的分开,而在中俄象征主义诗人的观念中,“两个世界”有不同的内涵,中国象征派诗人在潜在的心灵世界中寻求与客观世界的呼应,以期达到与万物冥合的境界,俄国象征派诗人则志于神秘的彼岸世界和永恒世界,在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的碰撞中形成了两种旋律,异质的“契合”观念决定了两种象征主义诗潮发展的不同路向。     

流光飞舞浮光掠影——《青蛇》之意境分析

作为一种审美崇尚，意境已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心理之中，并渐渐成为一种‘无意识’状态而随时可能渗透于艺术作品之中。中国电影求其神似，求其意境，追求影片内涵的抒情写意性和镜头画面的诗化意境。我们知道，意境的形成是从“情景交融”开始，通过“虚实相生”接通有限与无限的，所以，意境具有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和“象外之象”等三方面审美特质，它们相互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意境的本质和内涵。意境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里占据着“中心位置”。因此，无论是哪一代中国电影导演在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追求意象和意境的审美体现，注重通过意象的组合，感物兴情，情与物融，营造出浑合无垠以至两忘的审美意境。     

“文人画”与“院体画”言意之别

文人画”与“院体画”体现了中国绘画史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绘画审美思想与艺术创作形态,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也各自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审美内涵。“ 文人画”观在明代社会文化形态中的意义转变以及近现代绘画史研究中的涵义拓展，体现了其审美内涵的时代发展特征。“院体画”则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宫廷画院的产生出现的，有其鲜明的绘画风格特征与时代审美内涵，但是“院体画”的说法在当代已经日渐式微。     

先秦儒道审美思想初探

儒家的审美目标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审美的社会功利目的,而道家则强调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审美的途径上,儒家重感性认知,强调“诗、书、礼、乐”等审美途径,而道家重心理过程,主张“道法自然”。对审美功能的认识方面,儒家认为审美是为实现伦理政治服务的,而道家则认为审美的功能在于创造性激发功能,即促使个体自行参悟自然之道。     

论“雅”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用以品评人物风度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和文学批评标准。“雅”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尚对“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把历代关于“雅”的论述加以归纳分析,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以正为雅和以超逸为雅,实际上也体现了儒道二家的审美理想。刘勰说“雅俗异势”(《文心雕龙·定势》),雅者俗之反,雅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巨     

《淮南子》哲学思想及其精髓之“道”与“道法自然”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抑或学科称谓,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及观念在中国则是源远流长,以阐述世界观及方法论见长的诸子思想均属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中道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根基,采撷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华,是“非循一迹之路”而守正创新。《淮南子》从“道”出发,以“无为”为主旨,将天道之无为演绎成人道之无为,以求人道符合天道,创新性地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要。《淮南子》倡导“无为”是为了践行“无不为”,倡导“天道”是为了宣扬“人道”,将出世与入世统一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道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崛起及复兴都有着重要启示。     

汉诗英译中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中国美学理论中对审美和再现的境界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区分。翻译首先是个审美活动,也存在上述美学境界之分。在翻译中,译者是审美主体,面对的客体是文本。译者对文本的态度与再现方式造成了境界的区分。译者审美客体时,是“自失”还是客体冲击主体意识,译者审美再现时主体情感是隐现还是显现,决定译文的境界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过渡之境”可看作是“无我之境”的分支,译者再现时是以局部呈现,还是保留整体,指向模糊还是确定,决定是“无我”还是“过渡”。译文呈现的境界无优劣之分,皆是挖掘文本的“美的潜力”惟其美异也。     

忘——即自的超越

“忘”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忘”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心灵的自由解放，是不脱离感性的超越——即自的超越，它并非一时一地短暂的审美活动所产生的愉悦，而是整个的人生彻底转换为一种审美化。这不仅是在哲学上成为游道、体道、见道，成就人生理想境界的重要途径与方法，也是在美学上形成审美态度，建构审美心胸，创造艺术精品，趋近审美本体，成就审美境界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本文从“中西哲学的两种向度”、“从审美态度到审美境界”、“技进乎道”等方面作了论证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