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晋乐府歌诗政治及娱乐功用的增强

西晋乐府诗的功用性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功用性增强,一方面娱乐功用性增强。其中,郊庙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创作数量增多,并成为当时主要的音乐类型,这类诗歌的创作者主要有傅玄、张华等几位朝廷重臣。西晋乐府诗的主要部分是配合雅乐和舞曲的政治赞美歌诗,这类诗歌的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日常娱乐观赏。     

论北朝歌诗的创作与表演——以同题横吹曲、相和挽歌、杂曲本事歌为例

北朝乐府歌诗中的鼓角横吹曲、相和歌、杂曲歌等各有其代表作品。横吹曲中的同源乐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等，是多次改编再创作的歌诗作品；相和歌中的挽歌重实用，广泛使用在北朝贵族和皇室葬礼上；杂曲歌中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继承了西晋故事体歌诗情节曲折、敷衍史实的特点，更具表演性。这些歌诗展示了北朝歌诗在创作与表演方面均具独特风格，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为后代尤其是唐代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纻辞》的拟代——兼论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规律

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纻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纻辞》盛行一时,在歌舞消亡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同样受到诗人的青睐,拟辞不断。《白纻辞》可分为两类：拟篇乐府和赋题乐府。《白纻辞》在拟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复变规律,这也是乐府诗拟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虚构的世界——论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特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乐府诗历来被看成一种独特的诗体。《文心雕龙》于“辨骚”、“明诗”篇外,另标“乐府”篇;《文选》于“骚”、“诗”外,另立“乐府”门;《文苑英华》于“诗”门中,分出“乐府”类。故明胡应麟《诗薮》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乐府诗与其他体类的传统诗歌的区别在哪里?历来论乐府诗的特性,首先都从音乐方面着眼。但创始的乐府古辞固然都曾合乐歌唱,然自魏晋起,文人拟作的古题乐府已大多“无诏伶人,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唐以后文人自创的新题乐府更是“未尝被于声”(《乐府诗集》卷九十)。因此,在大部分乐府诗主义而不主声的实际情况下,音乐性并不能代表乐府诗的总体特性;乐府诗应该还具有自己的文学特性,否则就不可能在传统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历千年而不衰。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相应地较不发达,而乐府诗却较多叙事诗;与叙事性相应,乐府诗多采用铺叙、对话等手法;乐府诗的语言也较朴素自然,不事雕饰。除了这些特性外,笔者认为,乐府诗还有一个尚未为人拈出的重要特性——虚构性。一般的中国传统诗歌具有纪实的、非虚构的特性,而绝大多数乐府诗所处理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本文即拟从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歌行"本义考

乐府诗中有很多以“行”和“歌行”题名的歌诗,可是“行”及“歌行”之本义一直没有确解。《尔雅》及其注疏资料表明“行”有“言”义或“语”义,由此可以知道,“歌行”的本义为“歌辞”。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薤上朝露何易晞，蒿里千载有余哀——从挽歌的角度看《薤露》、《蒿里》的演变

挽歌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薤露》、《蒿里》这两首乐府古辞经历了从挽歌到丧葬仪式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发展为乐府诗《薤露行》、《蒿里行》.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曹操的《薤露》、《蒿里行》.在此过程中既反映了文学如何从实用走向抒情,又借此演变体现出挽歌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李白乐府论

李白的一些广为流传、百代生辉的诗歌，多为乐府诗。太白鲜为律体而大量地创作了弘扬个性的乐府诗。乐府诗的数量，是李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乐府诗研究的一大聚讼是诗歌的寓意，太白乐府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使得诗歌寓意众说纷纭，对诗歌主题寓意的研究，应结合乐府古辞题旨，结合诗歌内容，从美学方面加以认识和探讨，这样就更符合形象思维的特点。太白的乐府诗是古典诗歌中最为自由的一种诗体。唐代乐府诗大部分脱离了乐曲，成为自由抒情的一种诗体，太白的乐府诗具有整体的不规则性，散文化的语言，文言虚词在诗歌语言中的运用，音韵的疏密有无等特点。     

略论中国古代歌诗之演化轨迹

在中国古代歌诗之演化进程中,音乐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是影响歌诗体式的重要原因。《诗经》与雅乐的分离是四言诗衰蜕的根本原因。楚歌疏离音乐而赋化,形成《离骚》类抒情诗的新特点。新题乐府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打破歌诗与徒诗界限,造成乐府歌诗向徒诗的演化。文人开启词体雅化,诗体为词体雅化的参照,而音乐变化导致词体脱离音乐。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散曲的尚俗特征,文人雅化难以突破曲体制约。在尚俗与雅化博弈中,造成散曲雅俗互陈的状态。中国古代歌诗的演化历史,为中国新诗进入歌诗时代提供了启示。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千古文章未尽才-解读金末短命诗人王郁

生活于金代后期的王郁是一个年青而富有才华的诗人,率真任情乃其个性;他不满当时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章合韩柳之文辞与程张之理学,以“唱起斯文”自任;还要求在“复古”中革除诗弊。其存诗虽极少,但仍有特色可寻,他擅长于乐府诗的创作,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金代状元张檝及其作品——兼谈《田器之燕子图》联诗

张檝为金朝词赋状元,一生风流倜傥,诗词文赋俱佳,深受时人喜爱。《田器之燕子图》联诗为金末文坛盛事之一,众多名家参与联诗,集文、诗、画为一体,属于稀世珍宝。由这一发生在西京地区的感人故事,可以窥见当时文学兴盛之一斑。     

乐府咏史诗的发展与演变--以《乐府诗集》为文本对象

汉代乐府咏史诗初步体现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的功能,可入乐,最早采用了史叙、论述咏史体式。魏代注重历史兴亡的探索,借史言志抒情,开拓出新的功能,入乐目的是为了干预、戒鉴现实或言志,确立了史赞体咏史诗。晋代故事乐府盛行,思想内容儒化,背离讽时言志传统,音乐性质雅化,但出现了自制新歌以供娱乐的新特点。南北朝表现出创作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点,入乐目的是为了娱乐,开拓了咏史的娱乐功能。唐代也有女性化、趋同化特点,但原因、内蕴与南北朝不同,题材广泛,功能得到全面开拓,表现出新的特点,如注重对本朝史的反思,体现了向咏史词转化的性质等。     

魏晋浮竞世风与诗歌新变

“浮竞”风尚促使魏晋诗坛形成了以“丽藻”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审美观念,也促使诗坛“求丽”的倾向持续流行,并最终在西晋时期形成“繁缛”的特征。伴随这一过程,魏晋诗坛展现出三点新变：第一,“赋”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促使诗歌日渐靡丽;第二,形成“先辞后情”的审美标准,“为文造情”现象突出;第三,文人乐府诗的格调得到提升,并实现了“化俗为雅”的转变。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