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文体的还原阐释

《国语》的文体源于先秦时期的"语"文献,其史料涵括"国语"和"家语"文献。《国语》是在各国之"语"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基本文体形态在各国之"语"中已经奠定。八国之语是编纂者经过缜密遴选的,但由于变例这一编纂方式的存在,《国语》的实际记录远不止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文本呈现对话的文体形态,但比起《尚书》这样的原生态对话文献又有新的发展,应属于次生态对话文献。《国语》的文体结构总体上近于"事语"体,但二者在文本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越绝书》语料特点分析

《越绝书》被誉为“地方志”鼻祖,书中记载的吴越两国历史,为罕见的宝贵史料。该书反映的语言包含三大语料特点,具有三大语料价值:语料来源驳杂,与先秦汉魏典籍中语料多有重合,致使语料年代层次极为复杂,但通过相似语料中词汇的比对可以探求词汇演变史；语料具有地方性特色,掺杂古越语词汇及吴地方言词汇,可提取这部分语料作为汉魏时期民族语及方言的记录材料；语料中不见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若干新词新义,可为汉语史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同时为字典或词典提供补正用例。     

试论先秦文献基本词汇的判定和义类描写——以《国语》基本词为例

先秦文献《国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基本词汇,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基本词汇应该以稳固性为主要标准,这包括历时和共时两种稳固性,其他标准只能是辅助标准;各家对先秦汉语基本词汇分类的不同说法,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借鉴《尔雅》义类对《国语》基本词汇进行分类,由此《国语》基本词分为两大义类:一是《国语》和《尔雅》共有的基本词义类;二是《国语》有而《尔雅》无的基本词义类,其下又包括不同的义类等级以及其中具体的词.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潜夫论》的版本分歧与王符的道气思想

王符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史料分歧的影响。因为汪继培曾对《潜夫论》进行过一次整理，造成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潜夫论》行世。史料分歧集中在两个版本中《本训》篇的差异上。全面比较汪本与旧本得知：汪本是优干旧本的善本。应该全面肯定汪继培对《潜夫论》整理工作的贡献。王符道气观的哲学史价值，在于“道根气使”思想中所蕴含的由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契机。     

沈明臣著述版本考

沈明臣是中晚明著名山人，著述颇丰，但散藏各地，版本又未经考订，直接影响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通过访查图书馆和古籍书目，对沈明臣著述版本进行梳理，发现有16种，其中集部14种，史部2种，且大多流传下来。沈明臣著述版本梳理有三方面价值:其一是文学价值，有助于明代诗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其二是史料价值，如考订出《孤愤集》可为胡宗宪案提供相关史料；其三是版本价值，如梳理出《青溪集》《帆前集》是稀见本，而《丰对楼文集》更是海内外孤本。     

《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畀",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与《中庸》

今本《中庸》原为《中庸》、《诚明》两个独立的部分,两个部分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荀子主要接受了《中庸》的思想,而对《诚明》进行了改造。荀子对《中庸》、《诚明》两个部分的态度,反映了先秦儒学内部诸学派之间相互影响、借鉴、改造的复杂关系。     

《国语》叙事结构分析

《国语》虽以记言为主,其记事特征同样显而易见。从叙事结构看,《国语》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三大特色,它们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使《国语》结构呈现出了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特色,同时也彰显了《国语》的性质:它是一部以史料为素材、以历史演进为线索、以教育警戒为目的,同时又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史料文集。     

北大本《韵镜》的版本问题

据所掌握的《韵镜》的各种版本有关资料 ,讨论了北京大学影印本的版本归属 ,指出其并非直接根据宽永十八年刊本影印 ,而是它的一个复制本。还指出了北大本与原本的各种差异 ,并对是非正讹作了考订。澄清这一问题 ,除对《韵镜》的版本研究具有意义外 ,对于进一步认识《韵镜》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潜夫论》的版本分歧与王符的道气思想

王符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史料分歧的影响。因为汪继培曾对《潜夫论》进行过一次整理,造成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潜夫论》行世。史料分歧集中在两个版本中《本训》篇的差异上。全面比较汪本与旧本得知:汪本是优于旧本的善本。应该全面肯定汪继培对《潜夫论》整理工作的贡献。王符道气观的哲学史价值,在于"道根气使"思想中所蕴含的由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契机。     

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相关史料记载异同探微——以《历代稽勋录》为中心

《历代稽勋录》是一本系统记载五代以来,湖南永顺彭氏历任土官、土司生平事迹与功勋的私家著述。书中对元末明初永顺土司归附明廷时间和经过的记载,与《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存在差异。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史籍记载之间的差异展开研究,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还原差异背后潜藏的历史真相。研究认为,《历代稽勋录》有关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的记载是真实的,进而证实了它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此书记载的真实可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元明之际某些特定历史进程的真实经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与解读各种官私文本史料,揭示同一史事记载互有差异的成因。     

《韵补》引《国语》例辨正

《韵补》引用《国语》共10处10例,这些用例和今传《国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宋以前《国语》版本的一些文字异同。     

孤本总集《今文类体》价值考论

《今文类体》是目前所见的孤本文献保存量最大的明文总集,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今文类体》以按文体类别对搜集到的明刻别集进行直接拆分重编的方式,再现了编纂活动的原生面貌。该总集的孤本价值主要有三：一是文学价值,保存了明代17家31种孤本著述,可推进袁宏道、赵琦美等著名文人个案和《江南春》等文学现象研究;二是史学价值,可增补上海会馆社会史料、明朝与琉球外交史料和明代北虏边防史料;三是校勘与辑佚价值,可补充众多作家的文集版本,为明别集的整理提供校勘版本,同时为明代诗、词、文等断代总集的编纂提供可资辑佚的材料。     

《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比较

无论是研究先秦历史 ,还是研究先秦历史散文 ,大都《左传》、《国语》并提 ,但长期以来 ,研究学者多习惯于把《国语》作为介绍《左传》而连带的一个附庸 ,它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它是《左传》巨大成就的一个有力的反衬。而事实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 ,《左传》重在记事 ,分年编写 ;《国语》重在记言 ,按国叙述 ,两者可相互参证 ,相互补充。就文学价值而言 ,无论是记事、记人 ,还是记言 ,《国语》都有可与《左传》比肩之处。     

隋《陈叔明墓志》相关问题新探

《陈叔明墓志》史料价值甚高,兹以其墓志原拓为底本,以《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隋代墓志铭汇考》《隋墓志人物传》《全隋文补遗》等著录本为参校,在字样比对、文辞辨析的基础上,就时贤未能言及或缺疏之史料深加探析和补充,并对墓志中的疑难俗字、文句进行考释。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的关系考论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是什么关系,今本《诗经》是否为先秦时孔子删定之旧本,这是学术界迄今仍有争论的问题。本文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发现,得出先秦《诗》本与今本《诗经》不同,今本《诗经》成于汉初的结论。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