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一词小考

有人认为China(中国)一词来自中国的瓷器,因为它与英语中的china(瓷器)同形,只是作为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罢了。中国古代的瓷器世界闻名,西方人因熟悉中国的瓷器,用china(瓷器)来称中国似乎合情合理。还有人认为China一词就是汉语的“支那”。国外称中国为“支那”含有对中国的蔑视。198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雍乾时期景德镇传办瓷器的计数

雍正朝七年(1729)和十一年(1733)传办瓷器的件数有代表性。乾隆朝自元年至十年(1736-1745)传办瓷器较多.又以圆器为主。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存有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763-1766)传办瓷器的档案.从中可计出瓷器的件数、烧成率和制价。传办瓷器的制价亦影响民窑瓷器的价格。传办瓷器在制瓷工艺的仿古创新中有其独特作用。     

清代景德镇大运瓷器的名数

雍乾至晚清景德镇大运瓷器的件数逐渐减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晚清御器的档案 ,内列晚清大运瓷器的名数 ,道光二十九年 (1 849年 )的名数有代表性。乾隆二年 (1 737年 )唐英奏报了一份次色御器的表册 ,由此档可以与明代比较青花的制价。乾隆年间青花器的制价低于明代 ,反映了清代御厂制瓷技术的进步。晚清大运瓷器的制价和烧成率反映了制瓷技术的下降。大运瓷器的制价在较长时期内影响民窑瓷器的价格     

易卦爻辞与中国古典诗艺之滥觞(之四)——易卦爻辞的语法学阐释

在前文《易卦爻辞的主题系统》中,我论及了词类聚合,主要立足于“名”之现时态,揭橥了卦名联类无穷的认识本质。而本文则主要从发生的角度入手,探求其所以然,并以此为据形而下地进行具体的卦爻辞诗艺分析。 近现代以来,汉语出现了大量的多音词,这些多音词中的许多单词(字)已失去了原先的实在意义。现代汉语正在逐渐成为一种词素语言,和西方语言有着形式上的相似性。实际上,现代汉语语法正是借鉴了西方语法发展起来的。从马建忠、陈望道至今的汉语语法体系大体是袭     

“賨”非“廪君”浅析

一近人论及公土家族多与古代巴蜀之“赛”人相联系。而于“(宀禾贝)”人之来源,历来又多认为来源于“廪君”。《舆地纪胜》卷162引《晋中兴书》言:“(宀禾贝)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乘土船而浮,众异之,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秦并天下,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宀禾贝),遂因名焉。”邓少琴先生指出:“此是将(宀禾贝)与白虎同居既久,混为一谈.未与分清。”①然今之学者中,仍不乏“(宀禾贝)”人源于“廪君”之见。徐中舒先生认为:“板楯又称‘白虎复夷’,复即免其徭役,他们也属于巴族,他们都是廪君的后裔。”②实质上,“板楯蛮”即“(宀禾贝)”人     

定窑考略

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中国素有“世界瓷国”的称号。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在传统制陶和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了精美的青瓷器。到了晋朝,进而又烧造出瓷器的本色釉——白瓷。唐时,北方白瓷发展成为与南方青瓷并驾齐驱的一大瓷类。我国古代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当在宋代,时瓷窑辈出,官私窑竞立,瓷器造     

试论词的比拟义

汉语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从历时的角度加以区分,一股分为本义和派生义两大类。而派生义呢,一般又按照产生的方法,区分为比喻义和引申义两类。如“担子”,本来是“扁担和挂在两头的东西”,但又经常“比喻担负的责任”(本文所引的词和释义均据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不再说明),这后者便是比喻义,即词的比喻用法凝固下来所形成的意义。派生义中除去比喻义,剩下的就全都是引申义。不     

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反思

研究实践表明,汉语词类划分存在词无定类或类无定职以及循环论证的问题。汉语词类问题源于西方语言学,印欧语言的词类是一种有形态制约的句法手段,汉语没有这样的形式手段。汉语词类是一种“赤裸裸”的意义类,由于词的意义与句法功能之间有比较稳定的关联,句法功能可以作为意义同类的验证手段。目前以句法功能为标准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方便,这只是一个权宜方案。由于词类是词与句法结构的接口,汉语词类研究应该着力探寻词的意义与句法功能之间的关联,进而转向直接研究词与句法结构的接口问题。     

双声联绵词成因浅探

汉语中有一部分双音节词(其实是词组),古人称为“联绵字”,现在又叫做“联绵词”。从语音上来看,这一部分双音节词往往有双声、叠韵的关系。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马真同志在《先秦复音词初探》(连载于《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零年第五期、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到“音变造词”说,他认为:“既然可以采取音节重叠的方式来造词,自然也可以采取在音节重叠的基础上改变其中一个音节的声母或韵母的方式(即部分重叠)来造词,先秦汉语中的迭音词,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就都是这种音变造词方式在双音词中的推广。……由音节重迭到音节的部分重迭,再进一步就是任意音节的组合(非双声迭韵的联绵字),这是用音变造词方式构成复音词的最后一步。”什么是汉语中的“词”,“词”是怎样构成的,本文不准备涉及这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现在仅就汉语中部分双声联绵诃的构成问题提出一点极不成熟的看法。     

华瓷西传对欧洲的影响

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瓷器曾是物质文化交流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商品.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各国,欧洲人在掌握了中国造瓷技术以后,对华瓷的色泽、图案、纹饰、造型竞相仿效.并在模仿的基础上,烧制出具有欧洲各国民族特色的瓷器.17世纪后半期,许多欧洲国家已不再满足于对单个瓷器的模仿和制作,利用中国人的瓷饰艺术装修出了一些"瓷屋"、"瓷厅"、"瓷宫",极大地丰富了欧洲建筑艺术、装饰艺术的内容,为瓷制品在欧洲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为欧洲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中国瓷器不仅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而且也使欧洲人在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嬗变,在欧洲引发了一场瓷文化的革命,并最终导致了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     

"拦截"概念场主导词的历时更替

汉语“拦截”概念场主导词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变化:西汉兴起的“遮”至南北朝时取代了先秦概念场内的主导词“遏”、“邀”;至唐五代,“拦”又与“遮”展开竞争,并在宋代和“截”一起击败“遮”,重新划分了概念场主导词的格局;元明时期,新兴的“挡”发生了突变,在概念场内与“拦”、“截”形成鼎立之势。不同历史阶段主导词的义域、句法组合等的变化反映了汉语新、旧质要素的更迭,概念场主导词的更替往往是汉语词义系统与词汇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

清代文学批评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好谈文章义例,主要表现为金石学中的碑志义例探讨与古文理论中的以“例”论文风气。这种现象可溯源至《春秋》义例之学中丰富的文法内容,而在清代蔚然成风则出于匡救文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章写作不断追求规范化的结果,标志着传统文章学中形式规范理论的又一发展阶段。清人论古文义例在文体上偏重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这体现了叙事文文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抒情言志传统下的文学批评格局。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新现象学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思想的扬弃

在新现象学奠基人施密茨看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是刻画严格主体 性的杰作,然而这种主体性却是被异化的。海德格尔尽管突破了内心世界假说,超越了胡塞尔的主体性,但由于忽略了身体在严格主体性中的基础地位,使在他那里已萌芽的情景存在论终至“扭曲”,错失了凭 切身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奠立一种恰如其分的主体性学说的机遇。新现象学深入探究身体在 “在世存在”中的意义,正式提出一种较为完备的情景存在论学说,并在(身体)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基础 上提炼出新现象学视域下的“在世存在”即严格主体性。     

作为方法的卢梭————现代中国百年卢梭学的反思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中国学界接受的历史已逾百年。由于他的思想部分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因而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以探讨中国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的卢梭研究,即作为“方法”的卢梭。这一研究范式既可能以一种“强形式”的建构方式造成对卢梭思想本身的严重误读,但也可能以一种“弱形式”的建构方式介入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关怀与思考。作为百年中国卢梭学的重要遗产,这一范式也对中国的西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文化对比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在中西语言中具有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中西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基于文字的中西思维差异新解

中西思维差异之原因可以基于文字来探讨,大多数人认为汉字的象形和汉语的形象性是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原因,这是不对的,主要在于字形与思维对位的识别标志、标志数量和标志规则问题。三百多个通用部件,构成了汉字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文字的形声化体系。该体系如一巨大网格,把世界整体定位,然后条分缕析,形成了汉人思维的整体性、经验性、稳定性特点。而就最小单位----字来说,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的经济学成本问题必须上升到思维的精度和强度的认知学功能上来。音素字母的不表意与汉字的表意,拼音构词的无限与常用汉字的有限,构成了中西思维的实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