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错误与苏联经验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在当时条件下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必然结果。该冒险主义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等方面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不顾本国国情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这一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与共产国际

1930年6月始,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形成、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它与共产国际(以下称“国际”)的关系就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方面。表面上,这次左倾错误没有国际直接参与,且它是在国际帮助下得到批评和纠正的,好象与国际没有联系,但实质上,这次错误与国际关系很大。本文本着实事求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通过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由始及终的全面考察,认为在当时共产国际通过选派代表到中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领导体制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其被克服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瞿秋白纠“左”的程度、局限及其原因

在瞿秋白的一生中,既对自身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认识和纠正,又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为端正中国革命航向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由于时代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纠“左”存在着局限性与不彻底性。本文从共产国际的干预、全党的幼年性以及他自身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等方面,分析了其犯“左”和纠“左”不彻底性的主、客观原因。     

浅析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主义

一、问题的由来一九三O年六月中共党内发生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了解决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为此而召开了专门会议来研究和讨论。当时周思来和胆秋白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并指派周、区两位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七月决议”的精神，并要求按此精神来终止立三的错误。一九三Q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由粗秋白主持，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检查发言，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区秋白主持。三中…     

毛泽东、邓小平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比较研究

"左"倾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持续时间长,危害大,难以彻底清除.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他们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并深刻剖析了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但他们在防止"左"倾错误发生上有不同的认识,其结果也各异.认真比较他们对"左"倾错误认识的异同,对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新评价罗坊会议

<正> 罗坊会议是1930年10月,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新余县岁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过去人们多认为,它是巧妙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会议。如有人说:罗坊会议“在红一方面军中终于克服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使一方面军的行动转到了正确的方向”。也有人说,罗坊会议“实际上     

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八年,是中间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过失较多,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的关键是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结果又被国际斥责为“调和主义”错误而被彻底否定。到底是何原因,其中后果又如何?本文试图在于实事求是地探讨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浅析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对他的态度

毛泽东个人认为他在中央苏区时期遭受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排挤与打击的根源来源于共产国际,来源于斯大林路线,因为在他看来,统治临时中央的王明"左"倾路线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东方部听斯大林的。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广州暴动失败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开始持支持态度,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相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要毛泽东加入政治局,并且对他加以宣传。     

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路线起了一定的作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我们一般的教科书、论著等也都认为,这次会议“基本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其不足之处只是对立三路线存在调和主义倾向,果真如此吗?六届三中全会真的对“左”倾错误进行认识和克服了吗?如果三中全会已解决了“左”倾路线问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立三路线”内涵考辨

与现今理解的“立三路线”不同 ,由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讲话引起的 ,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及当时中央所具有的“反共产国际”思想是“立三路线”的原始内涵。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     

毛泽东对王明“左”倾富农政策的抵制和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极力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遭到排挤和打击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从实际出发,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李立三、瞿秋白与“立三路线”批判

在＂立三路线＂批判过程中,李立三和瞿秋白同为批判对象,并因此而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双方对这一路线的认识、对党内外的指责、以及离开原来工作岗位之后的心境并不完全相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坚持党性原则以及个人品格方面又有着相当的共同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发端新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下 ,中共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依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国民党不仅是一个政党 ,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共产国际视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从而割裂了国民党与资产阶级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必然在认识上出现一误区 ,即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 ,共产国际便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 ,从而打击它们。     

“实践论美学”提出的理论背景

对我国国内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四派"观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结合苏联"社会派"美学对李泽厚的"实践派"美学的影响进行了必要的梳理,考察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提出的理论背景。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