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实施途径

分别从理论上、历史上、国外经验、国内现实四个角度论述了道德建设法制化与法制建设道德化的必要性,指出了它们是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两个基本途径。     

“王霸并道”思想及其管理智慧

探讨荀子与管子"王霸并道"思想在理论上的可取之处,指出自汉以降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王霸并道"的政治统治史;同时探讨了研究"王霸并道"思想的现实意义."王霸并道"思想对国家权威的建立与维护、国家国际战略的选择以及对提高企业的战略管理水平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互利原则的道德确证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利原则及其道德蕴含，既是市场经济法制化、道德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课题。互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调节机制；是市场经济中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互利也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应有之义。     

网络舆情泛道德化：伴生危害、形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给国家治理带来危害，包括加剧公共治理难度、弱化公众理性思考力、导致舆论监督失焦等。泛道德化是思维、环境、机制等多方面要素在网络舆论场中互相影响的产物，其表征为当事人身份标签化、叙述表达偏见化、评价标尺非理性化、情绪抒发负面化等。公众心态受失德事件引发、媒介推波助澜而走向群体“极化”,技术机制的缺陷造成网络舆论的弱把关，最终形成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现象。应建立由政府主导、纳入公众参与、增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增强治理主体多元化，寻求泛道德化舆情治理的价值共识；搭建多元主体德育交流平台，建立泛道德化舆情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智能化道德引领平台，合理开拓泛道德化舆情治理中的技术赋能。     

科学技术是培育“四有”素质的重要力量

科学技术是培养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四有”素质的重要力量,它使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的主体利益机制相统一,从而使理想、道德、文化、纪律规范与理性不断地自觉地内化为人的主体素质与能力,克服了人的培养单纯道德化乃至虚幻化的弊端。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三个维度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本质上而言是民主道德。新时期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 :以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为特征的制度伦理建设、以民主的道德化为内容的道德规范建设和以民主道德的社会化为途径的舆论建设。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互相统一 ,共同构成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民主道德的运行机制     

"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

刘醒龙小说世界里的"爷爷"、"奶奶"是作家理想中的乡土社会的象征,是作家的生命理念.刘醒龙小说中的"父亲"形象都有一种道德化倾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朴素的道德意识和人生理想.刘醒龙对"父亲"们的命运的表现,采取的是一种诗意化、道德化的表达方式.他的创作明显缺乏历史理性.坚守传统的道德理想是刘醒龙最基本的文化立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之一就是 :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观念同时存在。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 ,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 ,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利益的矛盾、冲突、碰撞。它们在道德意识中就突出表现为各种道德观念的碰撞和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 ,因此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使经济建设道德化、法制化、规范化 ,不能使经济繁荣建立在道德滑坡甚至是道德沦丧的基础之上。     

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干部素质关系论

中华民族优化传统化，特别是道德化，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基。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代领导干部的责任。领导干部应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以优秀的传统道德为镜，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浅论中国法律思想的理论特色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特色是在曲折与漫长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经形成,便使得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呈现出艰辛、坎坷的样态,从而在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遗憾     

从出土货币资料看先秦中山国的商业

先秦中山国疆域内出土的货币资料堪称可观，其中空首尖足布和尖首刀的年代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城白”刀、赵直刀、燕“明”刀和“蔺”布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空首尖足布发现于春秋鲜虞族的窖穴，铸地却在晋国，表明前期中山国与晋国之间存在着商业活动；尖首刀币的起源与戎狄族的实用青铜削刀有关，其通行区域与铭文内容的考定进一步说明，至迟在战国早期，中山国无论是与国内肥、鼓、仇由等部落之间，还是与北方的燕、代等国之间，均有着较多的贸易往来。“成白”刀面文应该释读为“正帛”，推断其为后期中山国负责管理钱币铸造与流通的职官名称，而这一专门职官的设置正是为了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浅论我国的民族文化政策

民族文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以其丰富的内容、绮丽的风格和千变万化的形式 ,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的一块奇葩。新中国成立后 ,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弘扬和繁荣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政策 ,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在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度以及关于城四家子古城属性的不同见解和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作用。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晋国公族与卿大夫

春秋时期晋国公族的衰落和卿大夫的崛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而晋国公族与卿大夫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制导着春秋时期晋国政治的演进。卿大夫的兴起以及晋国实行的县制最终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 ,并且把晋国公族推下历史舞台 ,而晋国的卿大夫则以新的姿态在战国时期扮演了列国君主的角色     

中国古代“人品与文品”理论的衍变

主张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人格之美的集中反映.从先秦到明清,这种理论经历了"文如其人"理论的滥觞、"言为心声"的理论发展、"魏晋风骨"的审美性位移、"文以载道"理论的深化扩展、"文品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等不同阶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和文学观念的更迭,历代文人学士对文品与人品之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之重才

《世说新语》所描述的士人有一明显倾向--"重才".魏晋士人"重才"的原因有三:魏晋黑暗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士人以才智证明自己的价值;魏晋的人物品藻更深化了士人的重才意识;魏晋的清谈也为重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萨尔浒战役前后之后金与明朝、朝鲜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同腐朽、没落的明朝展开了争夺天下的对峙斗争;但因担心明朝与朝鲜的联合,于是积极拉拢朝鲜。明帝国衰落,急需得到朝鲜的军事支持,夹攻后金。朝鲜光海君既要听命于宗主国明皇朝,又不得不顾忌强盛的后金政权的威胁,故只好在明与后金之间左右周旋,明哲保身。如此一来,在1619年萨尔浒战役前后的东北亚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态势,这对彼时中朝传统政治秩序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