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波动

不确定性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探究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拓展的SV模型测算2002—2020年我国月度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并使用TVAR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分区制影响动态。研究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力更强，但滞后性更弱。其次，相较于金融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更明显，在产出和价格高波动区制下冲击效应被进一步扩大。最后，在经济不确定性水平高增速情形下，金融不确定性的提升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起到放大作用，而金融不确定性水平的增速高低基本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本研究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从不确定性视角解读经济波动现象，为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证经验和政策启示。     

金融市场联动机制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日股市间联动研究

通过混频数据技术(Mixed Sampling Data,MIDAS)将股市波动率和相关性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用政策不确定性指数(policy uncertainty index)刻画长期成分,试图回答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波动与市场间联动的可能作用及其方式。以中日股市为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只受到本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日本股市却受到来自中日以及全球三个维度政策的冲击;中日股市之间相关性变动可以很好地被中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解释,股市间相关性的变动趋势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基本一致。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受到来自国外不利冲击的影响,政府应降低其政策行为的不确定性以抵御来自市场外的冲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数字金融系统性风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采用VaR、非线性Granger等方法,得出数字金融尾部风险存在显著非线性趋势,数字金融行业金融风险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数字金融行业的尾部风险事件很可能殃及整个金融市场,形成系统性风险。使用非线性与混频因果关系检验法得出,数字金融风险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细分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行业风险引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变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不会造成数字金融行业风险的聚集。     

金融开放背景下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检验与机制分析

文章基于金融机构商品投资决策机制的微观视角，通过构建包含商品金融化因素的DSGE模型，考察商品金融化在不同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效率下的经济缓冲效应。研究发现，适度的商品金融化在商品价格外生冲击下具有经济缓冲效应，而过度商品金融化将引起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投资持续负增长和经济波动加剧；金融开放的调节机制和金融市场效率的稳定机制分别非对称地影响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其中，在越接近完全金融开放的环境下，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越显著；而越低的金融市场效率会导致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越不稳定。     

基于混频数据的日度经济不确定性测度及其应用

经济不确定性主要反映经济系统的不可预测程度，可以通过经济指标的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偏差进行测度。为及时测度我国的经济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一种同比形式的日度混频动态因子模型，将金融市场的日度数据和传统的宏观低频数据信息相结合，构建我国日度经济意外指数和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用于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非预期成分和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日度数据分别讨论经济意外指数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意外指数的正向变化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加剧股市波动。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效应研究

文章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从市场波动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投资者情绪及资产泡沫化程度四个维度，选取相应的基础性指标，分别合成我国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银行部门的压力指数，用来测度各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水平。然后运用DY溢出指数法测算各市场间的压力溢出水平及方向性溢出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压力溢出网络，以分析系统性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静态和动态机制。结果显示：从静态视角看，股票市场的压力净溢出水平最高，是我国金融网络的核心；从动态视角看，我国金融市场总体的压力溢出指数呈现较为平稳的变动趋势，但重大经济金融事件会导致其发生异常波动；通过对金融市场四个异常波动时期压力溢出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网络核心会因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的冲击而发生变动，并且单一市场在金融网络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出现下降。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国债收益率与高频宏观因子——基于非规则混频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及时反映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动态作用机制是大数据时代制定前瞻性货币政策和投资决策分析的关键。重大突发事件增加了动态经济机制的不确定性,有必要挖掘高频信息加以识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非规则混频宏观利率期限结构（IR-MF-NS）模型,并基于我国国债收益率和宏观经济信息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与传统模型相比,新模型国债收益率的拟合效果有所改善;国债收益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实体经济活动与斜率因子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我国逆周期监管目标相一致;高频曲度因子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正向持续性冲击,验证了曲度因子在高频数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论;经济机制受信息频率影响,低频数据的“平滑效应”使得低频经济机制表现出平稳效果;高频数据因为信息波动产生“反转效应”使得低频机制和高频机制出现背离;受到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后,国债收益率与宏观基本面的联动性出现系统性减弱,期限结构因子的预测方差作用降低,而宏观基本面对国债收益率预测方差的贡献增大。     

深沪两市基于BEKK模型的相关性研究

在很多金融实践问题中,如风险管理、最优投资组合选择、衍生产品定价和套期保值等,准确估计各市场收益之间波动性的动态相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BEKK模型时上证A股指数与深圳A股指数的收益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深沪两市的相关性是时变,且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日益增强.     

金融冲击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引入金融冲击,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包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流动性支持政策的央行“政策工具箱”,并对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分析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在各种典型的金融冲击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均具有良好的宏观稳定效应;二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考虑盯住银行存款的变动,并在政策操作上体现“及时反应、力度合理”的原则;三是从社会福利增进的角度,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效果受到冲击来源的影响,总体上应对金融冲击的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初步显示了流动性支持政策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一种辅助性金融稳定工具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高储蓄率的测度与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首先分析了中国储蓄率偏高的含义并对偏高的程度进行了测度,指出偏高程度不断上升是中国高储蓄率动态的主要特征事实。随后,建立一个扩展的缓冲存货模型,分析了存在信贷约束时,随机冲击对储蓄率的动态影响机制,指出该机制中存在着"金融加速器"效应,表现为居民在面临随机冲击时通过增加储蓄会获得流动性溢价,而且流动性溢价与随机冲击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该效应会放大储蓄率的波动。最后应用该模型对1978年至2013年中国储蓄率动态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该模型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也能够较好模拟其短期的周期性波动。     

大维不可观测变量的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研究

本文提出利用大型统计数据直接测算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方法。通过建立含有潜在不可观测变量的混频动态因子随机波动模型,实现利用月度和季度大型数据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利用1994—2017年中国60个月度统计指标和4个季度统计指标,测算了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结果表明:（1）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确定性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景气监测指标并不是一致最优的同步监测指标。（2）在测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有必要将核心指标作为观测到的因子予以保留,不仅提高了结果的解释性,也能得到更符合经济事实的结果。（3）宏观政策变动是引起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重要因素,但政策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未预期的政策变动将触发更高的宏观经济不确定。     

中国混频金融状况指数的经济增长预测效果与检验

基于TVP-FAVAR模型及修订式测算中国FCI,并刻画SF-FCI和MF-FCI的经济增长预测效果与冲击效应,进一步运用混频Granger方法检验FC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合成FCI的各金融变量缺口存在较大差异,简单同频转换存在一定误差;SF-FCI领先经济增长大约1～2季度,MF-FCI领先经济增长大约2～4个季度,MF-FCI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拟合效果更好,"典型时期"预测经济增长的先导性更强;SF-FCI和MF-FCI是经济增长的混频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SF-FCI的混频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是MF-FCI的混频Granger原因,混频Granger检验下MF-FCI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更密切。     

碳金融市场集成风险测度的新方法

文章选取核证减排量期货价格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价格作为样本数据，基于非线性期望理论构建GE-Copula-VaR/CVaR模型，研究了碳金融市场各风险因子的不确定性与非线性相依性特征，并对碳金融市场集成风险进行动态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的风险指标VaR与CVaR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巴黎协定》签署前的样本各风险因子波动存在更强的不确定性，碳金融市场风险较大；GE-Copula-CVaR模型在99%的置信水平下能通过Kupiec有效性检验，其准确性显著高于先进的非参数Copula-CVaR风险测度模型。     

我国商品期货与股票市场联动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围绕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利用模型检验和研究了期股联动效应的显著性、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实证显示,国内期股市场间联动关系明显,商品期货市场的波动会传递到股票市场,且货币政策对期股联动效应存在着一定影响。     

中国混频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

文章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目标出发,构建了新的混频金融状况指数(MFFCI)编制公式,使用MF-VAR模型,测算了金融状况变量的混频权重系数,实证编制和应用了中国MFFCI,同时与同频金融状况指数(SFFCI)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MFFCI无论与GR的相关性、因果关系,还是对GR的领先性和预测能力,都比SFFCI好,说明MFFCI更适合中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影响

文章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季度面板数据相结合，基于混频面板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不同月发生，农产品价格变化存在非对称性，即农产品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不确定性冲击为负向响应，对第三月不确定性冲击为正向响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同月发生，各省份农产品价格变化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响应强度存在非对称性，开放度越高、农林牧渔总产量越低、消费者预期越高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三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增幅越剧烈，融资能力越强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下降幅度越小。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