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

通过整合制度观和资源观,将两者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各种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于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运用调节变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于资源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省级对外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与对外投资的关系确实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调节的方向和强度不同,并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表明制度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通过发现制度的调节作用,为中国企业为何在缺乏企业特别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全新角度的解释。     

家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职业化管理

基于制度同构理论,探究家族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嵌入到国内和国外互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时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给家族企业带来制度同构压力,进而影响其职业化管理水平。运用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广度越大,高管团队的职业化水平越高;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增强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职业化管理的促进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则会削弱家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提升职业化管理的动力。通过研究组织同时嵌入不同制度逻辑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深化制度同构行为的分析框架,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和治理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1989～2011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数据,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出口规模效应分析和出口商品结构效应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强;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通过一系列检验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结论表明,应当构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差距双门限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对近十年的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发现实证研究中O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由此引出地区吸收能力的概念;又以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技术差距为基础,以FDI溢出效应为参照,总结了国内外已有理论及研究对技术差距与FDI溢出效应间关系的不同观点,进而结合两种对立的观点,根据已有文献引入"门限效应"的概念,并阐释了门限效应的具体意义及部分初步的门限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与FDI相似,中国OFDI逆向溢出也存在技术差距的"双门限"效应,并指出在此问题上已有研究仍存在理论和实证方法上的不足。     

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研究

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是提高本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拓展外商企业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但国际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的短期化。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及模拟仿真手段探索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及政府监管对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与市场状况和产业类别相匹配的政府监管强度均可有效遏制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使其向互惠主义策略演化,但对外直接投资因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弱,对其遏制作用效果甚微。同时,乐观的绿色创新国际合作市场前景将显著抑制国际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长期绿色创新合作关系的维持,而悲观的市场前景不利于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稳定性。最后,本文设计出最优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促进跨国绿色创新国际合作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的国际折衷理论加以拓展,归纳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扶植、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分类型研究表明,上述三种制度因素对贸易型、生产型、资源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     

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变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构建可检验的理论模型和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法律制度的强化对最低工资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间关系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前,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0.00148;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后,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为0.00307。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的强化明显增强了这种促进作用。使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进一步的外生冲击事件,再次验证了完善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与严格的法律监管对最低工资对外投资效应的正向影响。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     

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动态整合能力的倒U型调节效应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而上市公司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通过我国2007-2020年2123家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动态整合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作用存在动态性与持续性,并会受到所有制性质、地区、行业的影响。并且,企业动态整合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但在动态整合能力强与动态整合能力弱的公司出现影响机制的差异性。据此,分别从政府管理创新成果与公司强化动态整合能力方面提出相关可行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0年面板数据,考虑出口竞争力变量的滞后效应,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等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同时,采用ECI指数来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四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变量对出口竞争力未能显示正向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引进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分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为正向影响效应,而西部地区却未能显示出正向影响效应。此外,出口竞争力变量自身存在极为显著的路径依赖,上期对本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跨国公司演进的知识观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知识产品交易的市场失效是导致跨国公司演进的原因,这种分析没有反映企业所拥有并擅长的进行隐性知识转移的功能,忽视了子公司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效应。本文从企业的知识观出发,指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企业边界并进行知识的内部转移,不仅可以保持企业现有知识存量的完整性,而且也为知识的再结合和创造新知识构筑了平台,从而寻求动态的竞争优势。     

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对市场制度和环境制度的检验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且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短期方式相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培育及效应研究

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动荡性增加了企业集团拓宽产业结构的经营风险，很多企业集团逐步减缓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步伐，在动态竞争背景下塑造并提升成员企业的竞争能力成为集团获得长足发展的基本源泉。集团公司业务属性决定了资源禀赋的不同，对子公司的资源支持和管控模式也会存在差异，继而对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的塑造和培育产生影响。 基于动态竞争理论和成长理论，以2008年至2013年中国集团属性的上市子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集团公司业务属性差异化视角对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培育机制及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通过spss 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构建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和成长性的评价体系；基于2 032个有效研究样本组成观测数据，采用stata 10.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集团公司业务属性与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的关联性；构建外部经营环境与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交互项，进行层次回归分析，考察外部经营环境在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与成长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经营型集团公司比纯资本运营型集团公司更有利于提升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对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基于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同，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对成长性的正向影响存在差异，外部经营环境越差，动态竞争能力对子公司成长性的积极效应越强，随着外部经营环境的完善，动态竞争能力对子公司成长性的积极作用逐渐削弱。 研究结果丰富了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的内涵，集团公司业务属性与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关系的验证表明了集团框架内资源协同和组织学习对子公司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同时，对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价值创造效应及外部经营环境调节作用的探索，可以为集团公司基于外部经营环境的差异化权变选择对子公司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与“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机理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利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内在机理。基于门限回归模型,估计了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3因素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临界值;利用Hausman检验分析了门槛变量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通过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做产生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显著的存在基于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单门槛效应,制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是资源依赖度,而丰裕的资源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3)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是自然资源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