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泉州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现状与综合治理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自然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攀升,泉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为了解泉州市现阶段出生性别比的真实情况,泉州市人口学会在2011年6月底就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本文统计了传统观念,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科技因素对泉州市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并对制定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生育政策、经济状况对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幅度大、增长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对生育政策、经济状况与出生性别比相关关系的分析,得出:(1)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作为分界线,生育政策率等于该值时,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出现偏高的态势;高于或者低于该值时,逐渐趋于正常值域。(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处于3 000元时,出生性别比最高;低于该值时逐渐上升;高于该值时逐渐出现下降的态势,并趋于正常值域。(3)生育政策、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有限,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经济发展方式与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路径选择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罕见的"六连降",但下降趋势缓慢,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依旧明显。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影响妇女地位而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使得男孩偏好依旧存在,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缩小男女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上的差距,男孩偏好终会减弱,出生性别比也将会回归正常水平。     

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得出外来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引起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原因的结论。在分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控制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技术性因素

近二十多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是其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     

选择性生育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近二十多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作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是其直接原因，它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     

社会学视野中的安徽省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

通过对安徽省出生性别比状况的描述,从婚姻家庭和城乡二元差异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个人、家庭及社会三个方面对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产生的婚姻挤压、异质性婚姻增加等现象进行了论述。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战略选择及前景展望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生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该着重于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改造,通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机制,形成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远期战略和近期战略相结合的综合框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法制因素探讨

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从法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相关法律、法规,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调整人们的行为或者立法落后、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强化了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从而成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制度性因素.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家庭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微观人口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从微观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有女无儿家庭的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认为: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家庭地位偏低、家庭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以及基于农业生产的传统消费模式等均影响了家庭层面出生性别比的上升。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家庭经济类型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将对在家庭层面维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发挥积极的作用。     

黔东南性别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与预测

黔东南州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民族自治地区,出生性别比长期、普遍、高度的失衡已经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一定影响。虽然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并自2004年起开展了系列治理活动,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并未因之而有所遏制。本文希望通过对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计算,以及预测失衡导致该州未来男女人口规模和适龄结婚人口规模差异,使人们对失衡状况与未来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为进一步治理提供参考素材。     

湖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及对策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且地区、城乡、孩次间差异拉大。这一现象产生既有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现实的原因。综合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已刻不容缓。文章通过对湖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在强调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原则下，提出借鉴交通红绿灯电子监控的方法，发明监管B超性别鉴定的“电子眼”。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入罪问题分析——“单独二胎”政策下的再思考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男女性别比进一步扩大。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并非男女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且其危害性并未达到需要刑法规制的程度,现有法律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管控,因而不需要将其入罪。应当基于刑事政策的立场制定更好的社会政策。     

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