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金元之际北方理学发展的特点及社会作用

金元之际,理学在北方从长期沉寂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各种独立的理学学派。本文打算探讨一下这个时期北方理学发展的特点及社会作用。北方理学发展的渊源及分期宋室南渡以后,原本创始于北宋的理学,在北方一蹶不振。金代,王安石的新学较为流行,元好问说过:“国初经术,祖金陵之余波”(《宋元学案》卷一百引);苏轼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

金元易代之际,山东东平继承了金代学术风尚,成为北方的重要学术中心.元统一中国后,随着南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东平学风发生了向理学的转向.造成这一转向的时代动力是儒学在元初丧失文化核心地位而引发的生存危机.以延重开科举为标志,在尚文章的文士和重德行的理学家共同推动下,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的过程.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天理之成立

北宋道学及其对“天理”的确立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它的基本姿态是破除二氏(佛教和道教)的迷误，废弃汉儒的传注之学，恢复儒学的真实面目。理学和心学的概念是在元末张九韶(张和美)《理学类编》、明代陈真晟《心学图》之后才开始流行，在此之前多称道学，     

南宋徽州人文环境变迁与新安理学的形成

宋代理学导源于周敦颐,分流于张载、邵雍和二程(颢、颐),集大成于朱熹。朱熹以孔孟之道为本,援佛道入儒,综罗北宋理学诸家之说,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创建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一生讲学不辍,门生弟子数千人,遍及闽中、两浙和江右等南方地区。他们同尊朱熹,朱子学的发明则各具特色、各有心得,形成了众多流派。徽州(旧称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历史上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婺源系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在发明、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在南宋形成…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论日本儒学对先王之道的解读

先王之道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解释一直以来子学为主.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则不满这种解释,如获生徂徕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把它的内容解读为先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等制度,这使得先王之道从空洞的道德理想变成了博大的治理天下的方略,从而导致了理学斯文扫地,促进了日本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深切展现乱世文人的苦难灵魂--评刘明浩著《元好问传》

元代宪宗丁巳七年 (１２５７)九月初四日 ,金元文坛巨星元好问陨落于中原太行山下的韩岩村。在六十八个生命年轮中 ,元好问不幸地经历了金元易代的劫难 ,并以自己的人生悲剧铸成了高高矗立于金元文坛上的巍巍丰碑。然而对其身处金元易代之际中的政治道德品质 ,却因囿于传统的君臣伦理观 ,长期以来存在着是之、非之的激烈争论 ,所以 ,就撰写元好问的传记而言 ,评“文”易 ,评“人”难 ,尤其如何深切地展现其处于易代乱世的苦难灵魂更难。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 ,尽管元好问向来有“金元第一文人”之誉 ,尽管元好问的乱世经历亦相当曲折动人 ,但…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

自宋至清,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与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在中国的兴起.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反理学的思想也从未间隙,先是出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李贽的异端思想,后是黄宗羲斥理学为“道学之乡愿”,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颜李学派主张功利主义,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与以上反理学思想相比,戴震刚从认识论角度对理学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和批判.从哲学发展的成果看,戴震的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太谷学派的理学特性论析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道年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的民间儒学流派。它接受了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和道统谱系,并延续了理学的人文语境、诠释文本和核心话题,保持了理学的思想旨归和话语系统。其圣功之学也与理学功夫论一样,都是学者通过修身养性而超凡入圣的功夫,二者具有同质性。这使得太谷学派呈现出明显的理学特性,成为理学思潮民间化的一种模式。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略论“朱陈之辩”——兼谈南宋理学与事功之学对立的实质

宋孝宗统治后期,发生于理学大家朱熹与浙东著名事功学者陈亮之间的大论战,在当时思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史称“朱陈之辩”.这场论战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不仅反映出彼此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也成为理学和事功之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     

石介儒学思想析论

石介是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 ,但此前学者对其思想所作研究多拘于其排佛老、斥时文和废传注等外显的层面 ,而从其儒学思想的内在层面分析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 ,释儒弘儒 ,一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 ,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 ,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 ,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     

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

道统与文统说形成于南宋。元承宋后 ,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影响元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文章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韩愈以至宋初古文家认为道统与文统是二而一之的 ,但宋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 ,于是形成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立 ,此后文、道各有统绪。宋末及元人认为 ,这种文道分离 ,造成了文道俱弊的局面 ,于是倡导文道合一。元中期代表性的文风就是在文道合一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但元中后期道统衰微 ,文人们又有离道的倾向 ,文道又呈分离之势。在文人离道倾向影响下 ,生发出元末文学思想解放的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