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试论唐代杭州刺史的政绩与诗词

杭州的繁荣始于唐代。唐代杭州刺史对杭州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本文探讨了他们的政绩及诗词文学方面的成就,从中可见其时杭州渐而昌盛的情状,这对于研究杭州开发扩展到繁荣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意义。     

《归潜志》与金代文坛的文学活动

刘祁的《归潜志》在为金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立传的同时,还记述了当时文坛的各种文学活动。在以赵秉文、李纯甫为领袖的金代文人核心群体之中,又包含有许多交汇、重叠的文人创作群体。围绕这些群体开展的多种文学活动,不但密切了文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且增进了文人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观点的碰撞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正是金代＂诗学为盛＂的原因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黄山旅游诗词的分类及价值特征研究——以《黄山古今游览诗选》为例

从描写主题与对象、作品所处年代、作品描绘的景区范围、旅游文学创作群体的地理分布等几个方面对黄山旅游诗词进行了简略的分类,并研究了黄山旅游诗词的重要影响及价值,认为其价值包括文学价值、遗产价值、历史价值、旅游宣传价值、生态价值等。     

关系:实现文学认识论向文学价值论转向的内在依据——兼论文学认识论与文学价值论的区别

由认识论向价值论转向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的文学认识论重在对文学客体的理性认识,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相比较而言,文学价值论注重主体(人)对于文学意义生成的重要性,承认文学是一门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文学活动是价值创造的审美活动,其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存在着共生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关系是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是理解和张扬文学价值论的基点,是实现文学认识论向文学价值论转向的内在依据。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绿川英子的抵抗精神——以在华文学创作为线索

战争时期日本大多数文人都站在国家的立场展开文学创作,而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对法西斯战争和日本战时国家政策持有强烈的抵抗态度.她不惜远渡中国、跨越国籍,站在全人类的立场观照世界,致力于世界语宣传与反战活动.曾在中国久居的绿川英子亲历日本侵华战争,在文字中留下不少战争记忆.同时,她对中国半殖民地和中国体验的文学书写,为还原中日近现代关系中的多个面相提供了详实的佐证史料.管见所及,目前针对绿川英子文学创作的研究为数尚少,从其文学创作中挖掘历史记忆,探究中日国民战争观及中日近代关系,深化文本研究,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层面都极具价值.     

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

文学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仅在建国以后长期被腐俗化、简单化了,而且在强调文学自律性、自主性的新时期几乎也被忽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此重新加以探讨,可望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当下的文学与经济关系研究,不仅应当在本文之外作家的经济生活状况对文学创作的掣肘和传播方式对版本真伪及文本内容的影响等文学创作的外部维度上加以拓展,而且应当在主人公的经济生活如何成为情节转换和推进的关捩等形式层面上加以深化。同时应当注意到,经济元素对文学的渗透,既可以导致文学成为经济的奴仆,也可以给文学创作更多的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日益走向大众化、审美日益走向功利化的今天,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是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发凡起例别创一格--孙昌武、孙逊、王青的宗教文学研究

20世纪的道教文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孙昌武、孙逊、王青教授的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宗教叙事学研究、道教神话研究在方法论上自成一格,值得认真总结。王青的《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是一部理论建构与文献阐释的神话学力作。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对于唐代炼丹术、神仙术、宫观文化和三教调和思想与唐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唐代道教的政治化、学理化、世俗化和美学化倾向及其对唐代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孙逊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一书在内容上着重探讨了古代小说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和诗学建构,在方法上既注重史料的充分占有又注重思辨的缜密细致,以专题的形式凸现了古代小说与宗教的历史变迁。     

承续与新变:沈约的文学源流观及其话语建构

文学的本源与流变以及这两者的关系,是沈约文学史论的核心问题。沈约对文学源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学审美属性及其表现形态的源流考察上。他着眼于文学本身所具有或他认为所应当具有的根本特性来对文学的历史演变进行审美性观照,并将自身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审美价值取向的观念性认识融汇于其中,从而在对传统文体源流观继承和超越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源流观。     

近代湖南世家中文学女性群体的创作

近代湖南世家中文学女性群体规模较大的有郭汪璨、周系舆、左宗棠、李星沅和曾国藩家族。世家女性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作品体裁以诗为主,作品风格随作者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世家女性的文学创作是她们追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也促进了近代湖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探讨世家女性的文学创作对研究湖湘地域文化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家族家庭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近代文学和妇女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的戏剧传播与文化构建

从传播学视角对延安时期戏剧文学的传播环境、传播途径、延安时期戏剧的发展和变革状况进行全景观照，深入分析了延安时期戏剧文学创作、传播活动的历史意义及其与延安文化构建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延安时期戏剧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在构建延安和谐社会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延安文学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课题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该研究对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均具有一定的启迪。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分布特点及原因论析

唐朝前期大量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且多实际赴任;后期皇室成员出任刺史的数量大幅减少,且多为遥领。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呈现的特点既是历史的延续,更与唐代时局变化紧密相连,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迹。它是王朝政治演变的结果,更是朝廷与地方互动的产物。     

五代广西文学论

五代广西文学是广西文学史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承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五言律诗的形象思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产生了不少名句,也使七律登峰造极;下启宋代文学的先河,词人的继出,辞赋家的出现,都使重视音韵学的宋代骚坛增添了异彩。尤其是群体诗人的形成,骚人墨客之间的文学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对文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诗论的问世,也有其积极的影响     

宋代贬谪文学研究述论

相对于唐代贬谪文学研究的成熟度,宋代贬谪文学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加的深入。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宋代贬谪文学形态进行总的描述和研究;二是从个体作家的角度进行研究;三是作家群体研究,主要着眼于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地区内以及有师友亲戚关系的贬谪诗人群体的研究;四是以贬谪地域为中心的研究。宋代作为贬谪文学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具备相当大的研究潜力和空间,需要研究者转化视角,运用复合型的研究方式来作出新的成就。     

顾瑛与玉山雅集

顾瑛,作为诗人,玉山雅集,作为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元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元诗研究领城,不应低估.元至正年间,与顾瑛交游唱和、参与玉山雅集者,多迭百人,今存诗篇,在5000首以上.顾瑛与玉山雅集研究,对元代吴中文学传承、元代文人群体形成与活动、元人著述的编辑与刊刻、元明诗的衔接与过渡.以及元明易代期间的文人生存状况与文学创作等内容,都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