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基于现实的“类本质”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分析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将其展开为"双重逻辑"。在当代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矛盾关系的展开,不仅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更凸显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历史向度和逻辑向度的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历史向度中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在逻辑向度中使类本质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升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质"理论基础思考,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同时更丰富了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时代内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时代回响.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直接规定了人的共同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和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态势,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理论渊源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前提、实践目标、价值旨向等几个向度,在学理上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一脉相承;其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具体可操作层面上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时代方案及其实施策略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见,也是马克思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畅想,但要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阶段并不现实,必须通过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方案来打造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阶梯。首先从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和致思理路三个方面,阐述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逻辑生成,继而指出由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今时代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需要一种适应当下时代又能朝向自由联合体方向的过渡性方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为探索世界治理的伟大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将马克思自由联合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建设美好世界、以“共商共建共享”共创世界繁荣发展,从而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三维阐释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劳动、资本、国家是马克思阐释社会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国家是马克思反思社会共同体最早关注的问题。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掀开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假面纱。资产阶级国家共同体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历史生成的,国家共同体的秘密存在于市民社会。资本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青年时期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实质是围绕国家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向围绕资本问题的经济哲学研究的转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市民社会秘密的钥匙。劳动是马克思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立足劳动立场,把建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条件是劳动社会化的充分发展,主体力量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方法和价值原则。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三维审思：逻辑起点·现实基点·思想源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积极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世界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前瞻性擘画。总体观之，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逻辑基点， 现代“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与普遍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点。逻辑起点、现实基点与思想源点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生成之源，对其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审思则是我们学习、领悟、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的伦理旨趣与中国方案

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利益与需要，超越多层次的宗教、阶级、阶层、党派等具体主体界限的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人类共同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思想，集中彰显了马克思追求自由个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并在建设过程中对普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给予正面回应。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彰显“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同时提出构建以人的需要和现实实践为生成基础的伦理观，最终建立符合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由解放理想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伦理指向的一致性，体现了人类生存性、国际社会关系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秩序建设的价值需要。人类共同价值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正这一历史进展方向的有效倡议，是在真实平等公正的交往环境中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现实的实践依据和生存论奠基，是彰显全球伦理观念和价值形态得以创生的建构性力量。“建构性世界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满足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和解除发展窘境的哲学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践行“建构性世界观”有效方案...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李世民之谜”的心理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人物。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心理分析有助于破解这个集“凶徒”和“明君”于一身的人物留给后人的谜团。和隋炀帝相似的夺权路径使他成为背负心理镣铐的创大业者; “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和他的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杀兄逼父,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矛盾无法和谐解决的死结和人性阴暗面的凶残;不合理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明君“做秀”与心理焦虑。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

＂插花山＂作为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融合了地理景观、历史记忆、道德表述、农业技术、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而这些学术性字眼,在当地人的表述中,会还原为日常生活实践,比如＂祠堂山＂、＂势力山场＂、＂种跳田＂等等。而这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在地理解范畴＂,但却是＂插花山＂作为＂在地＂林权形态的实践表征。     

“部分”、“有的”之逻辑辨析

从语言的角度讲,“部分”与“有的”都没有断定其全部.但从逻辑上讲,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对应的逻辑范畴不同“部分”与“整体”(“全部”)相对,而“有的”与“所有”相对;二者的逻辑涵义不同“部分”排除了“整体”(“全部”),在数量上是较为确定的,仅指整体的组成成分,而“有的”除了表达其存在性之外,在量上是不确定的,它表示“至少一个,亦可多个,甚至可指所有”,它与“所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在逻辑上的真值不同由“有的”组成的特称命题与由“所有”组成的全称命题可构成传统的逻辑方阵,而由“部分”组成的命题与由“全部”组成的命题却不能构成逻辑上的对当关系.     

试论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主张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贯彻到完善＂中国模式＂全过程,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理论,可简称为＂人本模式论＂。进而对构建人本模式的要领作了概括,并着重就构建＂人本模式＂的首要问题——经济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问题作了分析,同时简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社会学视角下的"民族"与"民族个体"

针对很多人常混淆的两个基本概念"民族"和"民族个体",借助社会学相关理论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阐述了两者的不同内涵,并论述了这两个概念"层次混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及进一步区别这两个概念的现实意义.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战略与策略思考--论为什么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不是制定《统一法》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对台海形势发展的特点、国际社会的可能反应以及岛内政治生态进行综合、缜密思考和评估后所做出的十分明智的战略选择.鉴于"台独"分裂活动的特点与性质,以及现阶段我们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不是<统一法>,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助于推动岛内反"台独"力量的重新崛起与壮大,更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对我们反"台独"斗争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论"V起来"结构中"起来"的分化

语法学界一般把"V起来"中的"起来"分为位移义、结果义和体貌义三类,这种分类不尽科学,因为"位移"和"结果"并不是两个并列的区别性语义特征,而表示体貌义的"起来"在意义和功能上都已经虚化,所以三者很难鼎立.从共时平面看,"V起来"中"起来"的意义和句法功能呈现出从趋向动词到动态助词的虚化,从而分化为"起来趋动"和"V起来助"两大类.     

"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

"遗产热"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趋向;然而,它在短时间内骤然升温的"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却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特别是当遗产演变为一种消费对象,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形成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园遗产"的巨大冲击.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讨论和阐释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对我国所推行的遗产战略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