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风险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与教育对策探究

教育、制度、监督是建立腐败惩治预防体系的三大支点,教育是标本兼治的基础,防腐教育体系的建立首推腐败成本与风险教育。腐败成本由领导干部的机会成本——正常收益、政治成本、道德精神名誉成本构成;腐败风险指腐败行为被立案侦查的概率,通常用腐败风险系数表示。成本、风险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就是通过与领导干部算账,厘清腐败价值与腐败收益、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分析腐败风险系数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运用决策树法分析领导干部在廉洁与腐败之间做出价值选择时的心路过程。建立"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零容忍"的反腐高压态势与提高机会成本的有机构成,有针对性地对领导干部实施腐败成本、风险教育,进而促使领导干部算清腐败成本、风险账,自觉抵制腐败。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     

行政权力腐败的模型分析及治理对策

腐败是与政府行政权力相伴生的痼疾,既是一个历史现象又是一个国际现象。贪污腐败和寻租腐败是委托—代理模型中最典型的腐败方式,文章在此基础上对贪污腐败和寻租腐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并探讨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有效途径。     

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     

传统与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之多维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经历了消极治理主义—积极治理主义—"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鉴于当前反腐任务艰巨的形势,应确立"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的反腐败立法理念,以转变腐败治理模式,指导反腐败立法。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的转型需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突破传统腐败治理思维,坚持渐进式、理性化、科学化,以推动立法理念的规范演进。     

基于经济伦理的腐败问题研究

经济伦理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由经济伦理缺失所导致的腐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文章从经济伦理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经济伦理的决策模型,对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腐败问题的治理做出分析。文章指出,腐败行为的产生是行政人员根据期望收益的决策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经济性和伦理性的内在博弈。对于腐败的治理,要从制度调整、监控体系以及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做出,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降低腐败的期望收益,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腐败收益成本比较分析

腐败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通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收益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腐败还是微观层面的腐败,成本均大于收益,因而在微观上建立惩戒腐败和廉政激励机制、在宏观上完善制度便势在必行。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的生成机制与预防对策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危害极其严重,且难以治理。在众多有关犯罪生成与治理的研究中,从法经济学角度入手的生成和治理理论赢得了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从法经济学上分析,公款境外赌博犯罪是因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的个体选择所导致的病态社会问题。因此,提高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是治理犯罪的基本理路。而要达此目的,制度的有效引导、刑事政策的准确选择和刑事立法、司法的积极应对是当下所必须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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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