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要以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文化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为前提条件。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本土文化的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文化的流变、区域文化的识别等问题。     

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记“区域文化与文学研讨会”诸论点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讨论会”于2002年4月在重庆大酒店召开。来自国内各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区域文化与全球化、西部与重庆文化文学诸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     

时空意识与学术自信

只有拥有丰富、延续、系统文献的时间和空间的国家，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人文地理、区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注重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旨在从文学地理学上弥补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缺失。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

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其典型代表。当代区域文学研究应该从行政区划的现实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固有的规律。这既可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文学因其行政区划的几经变迁，成为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研究的典型个案。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刘俊先生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取代通行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但我认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应该不限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人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就学科而言,“跨区域华文文学”应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     

区域文学的“迷思”——对区域文学研究思路的理解

中国区域文学研究所持有的基本理论始终未曾被有效厘清，其价值还原和理论构架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为规避区域文学研究的歧路，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对“本土性”保持一种敬畏而冷静的、珍重而批判的基本态度；破解不同区域中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形成对狭隘误区的超越姿态；从文本研究、现象研究走向对区域文化精神实质的领悟。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14—16日,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会议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即：1.区域文化与文学的新进展;2.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3.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分五场大会发言,以及两组讨论。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成立以张中良为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这次会议,继往开来,将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区域与区域文化

区域和区域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联系非常密切。上海的演变为研究区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中国西部文学的地方文化资源试析

中国西部文学是当代中国西部地方文化的审美表征集合体。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西部文学虽然有可能向着区域性文学现象发展，但西部文学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资源依然是地方文化。这就需要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通过对西部文学的地方文化资源的初步探讨，以期能达成有关西部文学发展的中国共识。     

明清时期区域文化与文学交叉中的特色研究——以区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研究为突破口

1980年代以来,明清两代的区域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憾,这就是对于明清文学的区域特色关注不够.明清时期区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研究要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明清时期区域商贾与文学互动中的特色研究.     

试论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融合的价值及文学教育意义

西藏当代文学以其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为基调,汲取多方文学资源,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在题材、主题、视角、立场、风格、语言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多种面向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构成,这不仅对西藏当代文学本身意义深远,对中国文学版图的重构和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西藏当代文学教程》在历史与文类的双重线索中展现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的成就。教程结构清晰、通俗易懂,不仅为初学西藏当代文学者提供了便捷,更为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和传播开拓了途径,也为中国区域文学和多民族文学教育提供了范例。     

区域文学廿年研究之总检讨——兼论区域文学学科构建的可能与瓶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区域文学研究至今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类成果的收获上:一是各类区域文学史的编纂;二是文化视野下区域文学的个案专注;三是区域文学文献的校辑。与该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状况相比,区域文学理论的探讨不仅姗姗来迟,而且极度冷清。这种理论指导的缺失性直接的后果便是出现了区域文学研究中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目的上的盲目排外性和研究标准上的杂乱性。这也最终导致了区域文学作为学科构建之路任重而道远。     

论区域文化对20世纪中国小说流变的影响

考察 2 0世纪中国区域小说的生长历程 ,我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问题 ,即制约区域小说消长沉浮的历史动因和各区域文化应对时代“精神气候”的潜在活力。区域小说的消长沉浮 ,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文化与 2 0世纪的“精神气候”或龃龉或投合的结果。每一次区域文学创作的潮涌 ,都构成了对前一阶段文学的反拨 ,并因此推动了 2 0世纪文学现代性转型的进程。 2 0世纪文学的犁铧留下的最深痕迹 ,往往就是区域文学创作的繁盛之处。     

试论欧洲文学的区域性构造

欧洲文学是一个具有广泛联系性与相通性的文学区域,古代"二希"文化与文学的对立与互补、冲突与契合,为欧洲文学区域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为推动力的近现代欧洲文学的连锁共振,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文学的区域性。欧洲文学在长期的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一种"y"状的区域性文学构造。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

现代巴蜀作家通过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书写,率先展示出区域文学在中国的现实发生,继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区域化进行了大力推进,书写出典范之作,直接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发展。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何处去?

本文主要探究了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如何应对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现象。文章认为,从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重叠地带或许能寻找到重审文学新的现象的契机,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以其核心的概念“文化文本”,“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不仅曾激发了现代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想象,而且催生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门具有“跨文化”与“破学科”特征的学科必将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带来多方启迪和重新焕发生机的希望。     

事件与文学的边界

本文以对话方式讨论文学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事件往往影响到文学的书写与接受方式，致使文学的边界产生蔓延；另一方面，人们在“事件”的语境中对于“何谓文学”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事件为切入点审视文学书写、传播和阅读，有利于从不同侧面看待文学现象，把握技术、观念、文化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从而对于文学的生成机制和流变线索有所洞察。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文学的困境及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后工业时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文学与当下生活越来越疏离,这促使了人文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为人文技术型和人文批判型,文学批判功能的分离、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使得文化研究自然地具备了批判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