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华夷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影响

“华夷一统”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完善于以后历代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中法战争与晚清国家观念的变迁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是清政府在地缘政治变化下的战略调整,是在华夷秩序瓦解后晚清＂国家＂观念的重大转变。正是在＂宁失藩服,毋损郡县＂影响下,＂大一统＂的边际与＂中国＂的边缘日趋统一;传统的＂一统天下＂、＂一统四夷＂观念,向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观念转变。由此,＂中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进行了调适,即认同的＂中国＂不再是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兼论“炎黄”、“华夏”两实体之形成

“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孙中山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源于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和儒家文化中“和”的思想以及近代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其主要内容有：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的统一必须是完整的统一;和平统一是主要的统一手段,但决不放弃使用武力;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以市场统一和交通统一来促进国家统一。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试述儒道文明一统思想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都是关于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思想。儒家形成了以“仁”为核心 ,以纳“仁”入“礼”的“仁礼学说”为指导的“仁一统”思想 ;道家形成了以“道”为核心 ,以“道论”为指导的“道一统”思想 ,两者关于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哲学基础、前提条件、方式途径等各有所论。儒道文明一统思想对于统一、多民族、全面进步与发展的中国古代历史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以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也有望发挥新的重要的积极作用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提倡“孝亲敬祖”、“忠君报国” ,培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他主张“用夏变夷”、“和为贵” ,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关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铸成了中华民族要求统一 ,反对分裂的民族心理 ;他崇尚“志气”、“节操” ,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献身精神。在孔子爱国主义思想哺育下 ,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荣、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正在升华为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大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贡献，“四个共同”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以“四个共同”为前提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可以避免对中华民族进行简单“一体”的讨论，从而强调中华民族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