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大众"--"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考辨

本文考辨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大众”观,即“精英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呆子”和“平民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游牧者”。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里的“大众”是一个“文化饕餮”的形象。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味"与"悟"--浅论中国传统审美思想

文章对“味”和“悟”这两个中国特有的审美范畴的起源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对其内涵和在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用“味”来指称美感,用“悟”来进行审美体验和审美把握,与以“思”为核心的西方审美思想有显著的区别,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题型转换":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尝试"及意义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日本与"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

“中国差别”政策是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差别”政策从加强到逐步废除的各个阶段中,日本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为“中国差别”政策最终的废除埋下了伏笔。日本还通过对华民间贸易和广泛地利用“例外程序”从内部侵蚀了“中国差别”政策的基础。在废除“中国差别”政策的最后谈判过程中,日本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说"孝"

“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汉以孝治天下” ,在家国同构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实际是移孝作忠。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孝”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其基本内涵仍不外“养”和“敬”二字。这应是传统的“孝”中属于精华的内容。在传统的“孝”中也掺杂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愚孝 ,也是“孝”的畸形发展。“孝”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 ,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遗孽而加以全盘否定。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现实 ,既要大力发扬其中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又要强化法律对不孝的制约。这对于增强现代家庭凝聚力 ,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也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 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是相通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 识已经成熟。     

论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当代意义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内容,这一理论在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当代中国严重存在的"三农"问题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仍适用于当代中国国情,并着重阐明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对探索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当代意义.     

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思想探析

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想。本文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想 ,并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 ,阐明了邓小平这一思想对当前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发展农村经济 ,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世纪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大地》折射的中国“三农”问题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非常关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关注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她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种种思考,形象地写入到小说《大地》三部曲中,通过王龙及其家人的故事,进一步反思小农经济下的“造反”和等级制度等问题,探讨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的问题及出路。赛珍珠的思考给现今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     

“反哺“农业与政府行为

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 ,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为及时、顺利、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反哺”农业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应注重转变自己的职能 ,由过去的直接行政命令为主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为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教育刍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伟大，开创性地把农民放在革命的主体地位。农民阶级的自身局限性、革命队伍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对农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以满足革命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当前，面对农村意识形态教育相对薄弱、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落后、农业增收陷入瓶颈的现状，科学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重视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农民的意识形态短板，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助力乡村建设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与中国“三农”问题

邓小平历来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对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他进行改革的历史起点.他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不仅使改革初期以及后来的农民受益匪浅,而且指明了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方向,即一切为农民着想,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努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坚持和贯彻这一理论是新时期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

鲁迅以其对乡土中国的"启蒙主义"观察和童年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生命体验,对乡土中国形成了"病中国"与"桃源乐土"的两种不同认知图景,通过审美的方式建构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民形象——愚昧农民与纯朴农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想象和建构中国农民的第一人。鲁迅对乡土中国、中国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式,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囿于现代性的思维模式,鲁迅"桃源乐土"之"纯朴农民"的审美形象类型处于遮蔽状态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阐释。     

毛泽东对中国富农阶层的认识及策略思想的演变

在多年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从理论上对中国富农阶层的阶级属性及特征进行了剖析,并据此提出了"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的策略思想.建国之初,这一思想得到了延续.然而,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消灭富农剥削"成为现实.看似突兀的转变隐含着的却是一种必然的走向.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