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左传》"士有隶子弟"献疑

关于<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一事,前人的认识值得商榷.首先,<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属于"士有朋友"的范畴,应该是指"士"在自身家族成员之外有被隶如子弟的僚佐;其次,不但"士有隶子弟",即便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也有"隶子弟",只不过形式上与"士有隶子弟"有所区别;再次,"委质"与"策死"乃是形成"士有隶子弟"这一人际关系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后,"士有隶子弟"可能包含隶如子与隶如弟两种隶属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内容上有所不同.     

"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银雀山汉简所见“杀士”试解

"杀士"一词见于<尉缭子>等传世兵书中,银雀山汉简<兵令>也见"杀士 ",<孙膑兵法>更有<杀士>残篇.学者们对它有多种解释,包括"杀死士卒"、"减少 士卒"等.这些解释比较符合"杀士"的字面词义,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与兵法著作者 的本意和当时的战争实际相去甚远.将"杀士"理解为"牺牲士卒"也有违军法"亡士卒多 者,斩"这条军法.结合军法原理和有关条款,应该把"杀士"这个概念理解为:通过赏信罚必,使兵卒成为敢于拼死杀敌之士.     

沈从文早期创作与《圣经》

沈从文接受<圣经>影响与他早年在湘西及后来在北京的经历有关,现实的冷漠与严酷使他对基督精神充满渴求,并从中获得精神慰籍.沈从文从<圣经>中直接吸取艺术营养,无论是语言意象、叙述模式、人物塑造还是对爱的探寻等都受<圣经>影响颇深,他所创造的"湘西世界"也与<圣经>"诺亚方舟"有渊源.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词.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论《西游记》主要创意之源自——明代"律学巨人"朱载堉对《西游记》主要创意的贡献

作为世界"律学巨人", 朱载堉与全真道创始者王重阳一道,成为今本<西游记>第一二回中奇特的"三教合一"的"阎浮世界"理想意象的首创者之一,也是其中"菩提祖师"意象的首要创设者,因此,<西游记>的创作也包含着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某些贡献.<西游记>的陈元之序言,也可能涉及对他的缅怀.     

清代前中期江南"准士"的社会生活研究——以姚廷遴、沈复、顾震涛为例

本文研究清代前中期江南无功名"准士"的三个个案--姚廷遴、沈复、顾震涛,通过他们撰写的<历年记>、<浮生六记>和<吴门表隐>获取其社会生活的信息,归纳出社会生活的三种类型,并进行综合分析,从中窥视清代前中期江南"准士"群体的社会生活面貌.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

周敦颐在<爱莲说>、<通书>、<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对君子人格进行了阐述,区分了人生追求中的 "大"与"小",认为生命中之道德境界的追求高于和重于生活中之物质与地位欲望的满足,能有如此体认并能力行践履,便成就了"君子人格";以之从政,便是"君子之政".这些观念和实践值得今人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