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一个渐进、有序发展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正面临着制度、身份、经济、文化四大困境。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特征、市民化的表现以及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以初步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子集和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宏观层面的群体边缘化困境,又面临微观层面的诸多现实问题。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当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展开。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及其提升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抉择,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畅,除了受阻于客观的制度障碍,还受制于主观的市民化能力不足,这体现在农民工由于制度制约以及受教育程度低所形成的就业能力弱、工资收入低等。这些因素直接阻滞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改革,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继续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开启便利之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推动城市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经济需求、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公平感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诸如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问题、加大城市承载力负担、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并影响农村发展等消极效应。农村与城市并重、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改革权益分配制度等有利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积极效应并弱化其消极效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职业的转化、身份的转变,还是其价值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保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思考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二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缩小其与城市市民的差异;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创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五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廉祖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六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非制度障碍与制度性矫治

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遭遇到了种种困境,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工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资本积累有限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等,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非制度障碍。笔者认为:非制度障碍需要制度性矫治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清除,文化心理等非制度性的矫治只能起辅助作用;政府在破解非制度障碍中应承担起主导责任;非制度障碍的矫治必须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加强针对性,这样才能取得突破。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