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1839年,清政府实行严禁鸦片的政策,英国政府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后,鸦片危害愈演愈烈,成为近代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就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的外国鸦片问题、国内种植罂粟问题以及清政府和民国初年的鸦片政策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和总结.     

政治的鸦片与鸦片的政治

从清代中期开始的衰落与鸦片传入中国后经历的由宫廷而流传至各级官吏 ,又由统治阶层而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鸦片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 ,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社会

辛亥革命后,鸦片并未随着清王朝的覆天而消失.从民国初年的"禁烟"开始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鸦片在西南地区又数度泛滥,又呈现与清末时期所不同的新特点,对西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性的影响.本文拟对鸦片在民国时期西南社会的表现形式以及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危害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阿富汗鸦片种植及毒品问题现状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供应国。2010年鸦片种植量较2009年没有变化,但产量大幅降低,鸦片的市场价格则增长很快。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是鸦片种植量最大的地区,也是塔利班和一些极端、恐怖组织最活跃、安全状况最弱的地方。阿富汗毒品问题受极端组织、腐败和部族势力的多重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解决,仍将是阿富汗重建的重要障碍,并将继续给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加强国际合作是目前最有效的禁毒措施。     

中国鸦片源流考

中国鸦片源流考吴志斌，王宏斌鸦片传入中国之后，作为珍贵的药材，曾在中国医药学上得到积极的应用；但作为麻醉性的奢侈品，它给中国却造成过巨大的社会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１００多年的羞辱。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吞服鸦片或鸦片质的药丸主要是为了健身治病，这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种植、贩运猖狂,成为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鸦片泛滥的重灾区,社会影响甚巨。涪陵鸦片的泛滥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鸦片利润丰厚、鸦片为军阀的主要财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造成了良田锐减、米价上涨、人口减少、票号发展等后果,涪陵鸦片的泛滥给涪陵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三十年来四川鸦片问题研究述论*——兼论《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分布及价值

清季民国四川鸦片泛滥,对四川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三十年来,学界对四川鸦片问题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从时 间来看,偏重民国时期;从地域来看,偏重考察四川全省;从内容来看,偏重研究民国四川烟祸与禁烟问题。要之,缺乏清代四 川区域鸦片问题个案研究。幸《南部档案》保存鸦片史料卷宗较多,为研究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提供可能。     

张之洞关于鸦片问题的思想及活动

张之洞的宦海生涯几乎全部是在鸦片泛滥之区度过的,如何对待鸦片一直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样,关于鸦片问题的思想及活动便成了他一生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索,为全面评价张之洞尽一点绵力。     

清代禁烟时期(1796-1858)的鸦片走私组织研究

本文通过对鸦片走私组织的研究 ,阐明了清代禁烟时期的鸦片走私状况 ,试图说明在清代禁烟时期鸦片走私屡禁不止的原因。     

清末民初贵州禁烟运动研究

贵州曾是旧中国鸦片的主要产地 ,鸦片给各族民众带来的严重危害 ,罄竹难书。清末民初 ,贵州各级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仅用数年时间 ,基本上消除鸦片的危害。研究这段史实 ,无疑对当今的禁毒斗争有着积极的借鉴。本文依据大量的史料 ,以影响禁烟的部分因素着手 ,揭示实施禁烟的艰难程度。在此基础上 ,分析贵州开展禁烟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措施 ,表现其曲折的过程及其后果。更为重要的是 ,从中总结当年贵州禁烟能够取得暂时成功的主要原因 :1、发展经济 ,实施作物替代 ,禁烟有了经济基础 ;2、正面宣传 ,舆论导向 ,启发觉悟 ,敦促民众接受禁烟 ;3、采取快捷的戒烟方式 ,消除瘾民思想顾虑 ,促使接受 ,实现禁吸 ;4、中英会勘禁烟 ,施加压力 ,使各级官吏高度重视 ,有所行动 ,落实禁烟要求。     

英国殖民时期印度的鸦片生产与对华贸易

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前后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该贸易迅速扩大。鸦片输入的扩大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对此国内学术界已作了深入详尽的研究。本文着重于考察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印度的鸦片生产、输出状况,从另一角度探究十九世纪鸦片贸易扩大化的某些历史和社会原因。本文不拟分析贸易的全过程,除了为方便分析而作的某些整体论述外,时间上大致以十九世纪中叶为下限。     

民众党及台湾人民的鸦片反对运动

日据台湾时期总督府的鸦片政策,是日本殖民榨取台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台湾人民自鸦片政策实施开始,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随着台湾民族民主运动性质的转变,出现了以民众党为中心,台湾各界的反对鸦片新吸食特许运动。此运动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并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因此,对总督府鸦片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鸦片和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述

鸦片与轮船,分属消费品与生产工具的不同领域,是直接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西方轮船载来鸦片,导致中西冲突,又由轮船打开晚清边界,引发洋务派以轮船为中心的"自强"运动,由此在文化想象上构建起鸦片与轮船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晚清政府解决一系列社会冲突之意识形态基础,也是直至今日中国近代历史叙述话语的主线。一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与文化转型都把鸦片作为一种灾难性记忆,把轮船作为一种富强的象征,只有获得物质性"利器",中国才能改变积弱之形象,建立独立、富裕与强大的国家形象。因此,鸦片与轮船的复杂关系,既是我们切入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物质基础,也是反思近现代文化及其历史叙述的不可或缺的物质维度。     

回族与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

中国,曾受鸦片之祸害。并蒙受了百余年所谓“东亚病夫”的羞辱。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健康,中国各阶层的志士仁人,以及广大民众,曾经为彻底禁烟,废除列强硬加在中国头上的有关不平等条约付出过血的代价。1906年9月,清朝政府发出“上谕”,而以此为标志开展起来的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则是其中值得追忆的光明一页。在这次运动中,曾出现过两个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禁烟组织,一是：“恢复禁烟主权会”,一是“全国禁烟总联合会”,这两个组织,或在运动伊始,或在运动的全过程中,都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值得兴奋的是,素拒烟、酒,并将…     

论近代回族社会活动家与民间禁烟运动——丁竹园及其组织化禁烟活动探析

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社会便深深地陷人了鸦片流毒的泥沼,与此同时,民间社会自发开展的禁烟活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丁竹园作为近代著名的回族社会活动家,不但积极参与民间的禁烟活动,还极力倡导和推动禁烟社团的成立,与当时的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组织成立了"恢复禁烟主权会"和"国民求废烟约会"等民间社团。丁竹园作为近代民间组织化禁烟活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以他为代表的回族及各族人民的民间禁烟活动,对推动当时整个民间禁烟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激发了整个京津地区回族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民间活力,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宗教鸦片论”,还是“宗教社会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论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当代中国人理解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宗教鸦片论＂进行一番重新的认识与讨论,我们则可以发现,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鸦片＂的观点,其真实的意义则是在于强调宗教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宗教社会论＂。它说明,宗教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迁,随着社会问题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得以科学实践的基本主题,其目的应是把宗教信仰转换为宗教的社会服务和信仰的社会实践问题。     

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