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权力形态的历史嬗变

土地权力是政治社会史视野下土地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历史地看,随着社会关系和土地关系的变迁,土地权力的形态在不断发生着转向.通过对土地权力概念的内涵及其嬗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土地权力的形态大致发生了从分散到集中、从整体到分化、从具体到抽象、从政权到治权四次逻辑转向.把握土地权力的内涵及其形态嬗变的总体逻辑能够为土地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理论资源.     

论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理论

权能分治理论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设想。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关于政权与治权最简明的解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说过:“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和它的执行者的关系,这是任何形态的国家、政体都具有的和无法回避的国家政治结构当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 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政权与治权完全由皇帝一人独揽。法王路易十四说:“皇帝和国     

浅议土地政策变动的影响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在农业上取得巨大进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已呈现出许多问题：粮食安全隐患、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阻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等。为使土地政策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从农民、土地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角度切入,阐述土地政策的重要性,继而分析土地政策的变动影响因素,概括变更原因及内容,以更好的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建构新型农村生产体系。     

权能分治与两官分途:外国公务员制度建构的两大原则

在西方,国家的政权和治权是分开的,“政权”由人民掌握,政府实施“治权”。由此引出了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建构的两大原则:权能分治与两官分途。探讨和分析这两大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公务员制度,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和参考的素材。     

平均地权与要素市场化：历史比较与理论启示

基于对17世纪以来主流思潮在地权分配上的认识进行历史比较与理论反思,可以看到清朝君臣认识到限田与均分的不可持续性,既反映了国家缺乏深入基层的触角以及对民间的有限干预理念,又呈现了国家对土地产权及其自由交易的保护与支持。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经济转型举步维艰,知识分子与社会对传统产权制度与地权市场深怀疑虑乃至否定,孙中山平均地权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潮。随着新政权对基层控制能力的加强,平均地权付诸全面实践。至21世纪初,国家政策转向鼓励土地流转,由政府分配走向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选择。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夹心式压电换能器优化设计

通过对广西周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由无区隔向区隔化重构的变动过程。在土地流转前,农民根据土地规模和职业分殊自然地分化为有机衔接、无区隔的各阶层。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去阶级分化”的机制,村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乡村维持着有秩序的善治。土地流转后,农民阶层分化出现了区隔化的重构,村庄社会本来隐没的不公正感突显并形成了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快速更替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将乡村治理带入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与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农业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关系。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冲突与缓和:市民社会语境中市民和国家——以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立法为维度

作为人类社会私人领域的一种抽象,“市民社会”是平等主体构成的人际关系的总和,其本质上是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具有一定自主自治性的私人领域.农民与国家之间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问题上存在不可回避的冲突关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法律规范的缺陷使得该种关系变得不可调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立法须通过转变农村土地立法价值取向,确立以农民利益维护为核心的原则,以及明确征收补偿的主体、提高补偿标准和建立农民参与土地征收的权利保障程序等诸方面的具体制度矫正来实现农民与国家间紧张关系的缓和.     

土地发展权价格测算初探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对其合理利用能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西方国家通过设置土地发展权有效地保护农业用地、公共活动空地和自然保护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土地发展权,但主要侧重于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配置、流转,而很少涉及土地发展权价格的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信号,对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起着方向性的重要作用。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土地发展权的价值构成、价格影响因素及土地发展权价格形成机理,最后建立土地发展权测算方法。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     

善治理论下社会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的监督,完成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这一传统监督体制存在不足之处.而善治理论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完成由威权政府向社会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社会组织因为其本身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从而成为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性思考

政治权力系属一项复杂且令人迷惘的概念,原因在于动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因之,如何思考权力与正义理论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诚属重要。正义理论系属规范性的理论,它要对政治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和衡量的标准。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正义理论的思考,往往系以分配正义为核心。探究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问题,除了考虑分配正义之外,还应从程序正义与法律正义等面向解析。     

《淮阴侯列传》中的权力密码

文章认为在实际历史上韩信虽然死于政治权力的斗争,但由于韩信占据着某种道德高点,在传播过程中道德权力逐渐超越政治权力占据上风,表现为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多从正面认可韩信形象.以“崇德”为重要特征的儒家话语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有极高的话语权力,当司马迁以有德与否的潜在标准来记录历史人物的相关经历和事迹时,他已经获得了这种巨大的权力,这也是决定韩信形象传播走向的重要因素.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西方社会“平顶山”式分权结构的起源和演变

“平顶山”式分权结构是西方社会一种悠久的政治传统,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在古代世界并未表现 出多少优越性, 但这种政治传统却对后世的西方人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自文艺复兴运动起,西方人在古典精神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其政治制度,最终建立了一套中央与地方、立法司法与行政相互分权又相互制约的多重分权制约的政治制度。     

中国多极化思想与西方均势思想之辨析

中国多极化思想与西方均势思想在客观认识国际社会、重视力量对比、强调大国作用等方面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均势思想是西方大国之间通过结盟扩张、争夺权力、追求优势的政治游戏,只能给国际社会带来持久不断的动荡.中国多极化思想则是在全面认识国际社会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崭新理念与实践,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     

论转型时期政府权力的有限与有效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社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政府作为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传统角色,也受到社会转型的冲击与挑战,全能型政府权力将向有效型政府权力过渡,政府权力在转型期的重新定位将是有限与有效的统一。     

论全球视野中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国际间的核心竞争力.全球化态势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在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动中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捍卫祖国统一;有利于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维护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安全;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日益凸显政权合法性中保持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全球化竞争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着西方国家延续冷战思维、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我国硬实力支撑力量相对薄弱带来的挑战.全球化视野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确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文化发展方向;创新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世界认同感;积极主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