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的诗歌

徐志摩是著名的诗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从一九二二年留英回国,到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在中国文坛大约活动了十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个诗集。徐志摩复杂矛盾的观点与非凡的才华,从二十年代起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或严厉谴责,或热烈赞扬。半个世纪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位曾在中国新诗运动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作家,作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过去评论界大都认为新月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派的诗歌,内容上是反现实的,形式上是唯美主义的。近年来,对于新月派的性质有     

浅论徐志摩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五四”新诗的队列中,《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的徐志摩,对现代新诗的倡导与发展有过自己的贡献,也曾产生过不同的反响。然而,他像一颗璀璨的流星,闪过一片迷人的异彩很快地消逝在茫茫的夜空里。曾被人称为一部“无韵的诗”的徐志摩和他的诗歌,却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韵味深长的回味和争议。关于诗人的评价现在已经绕过岁月的沟堑、人为的障碍和世俗的偏见,重新回到历史的天秤上,无疑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本文仅就徐志摩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谈一点浅见。     

徐志摩诗歌散论

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1931年11月27日,赵景深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写了《志摩师哀辞》。文中记叙了1926年春天作者访问徐志摩的情景,在谈诗时,“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新月》四卷一期)《无题》收入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这首诗为什么被作者自己喜欢,我想大约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性灵与诗魂。全诗以“朝山人”自喻,抒写为了攀上那“最理想的     

早逝之命与诗歌之塔——朱湘与中国早期新诗的规范化

本文首先肯定了朱湘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重新评定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问题,以及阐明朱湘的“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观点;其次,以“性”“朋友”“文章”为中心轴从正反两面探究了朱湘新诗创作的思想精神积淀与历史文化成因,并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了朱湘自杀的深层原由;最后,从朱湘创作由《夏天》期而《草莽集》期到《石门集》期,动态地详析了朱湘新诗的思想与艺术的成熟、风格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早期新诗规范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我的记忆》与戴望舒的创作个性

一艾青说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请神”。这个“诗神”就是创作个性。每个诗人的“诗神”,都使他(她)唱出自己独特的歌。戴望舒诗歌的创作个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开始写诗时受到中国传统诗歌及当时盛行的新月派诗风的影响。他早年习作《旧锦囊》在表现愁眉苦脸、孤苦抑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注重格律、讲究词藻的写法上都明显地带着新月派的印记。然而比起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来,又表现     

徐志摩译过《死城》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刊有王炘同志写的《<卞昆岗>和<死城>是徐志摩的译作吗?》(后收入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诗人徐志摩》一书。)文中写道:“经多方核实,徐志摩根本没有译过《死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对于徐志摩有一定的研究,对其夫人陆小曼也比较了解,他就曾回忆说:《死城》不是徐志摩译的。” 其实,徐志摩确译过并译完了《死城》,时在一九二五年。     

论徐志摩散文的品格

论徐志摩散文的品格肖向明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茅盾在《徐志摩论》一文中称：“志摩是中国布尔齐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未代’的诗人。以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者”。徐志摩是诗人，但绝不是沉静的那一路诗人，他情趣丰富...     

飘逸 哀婉 独具匠心——徐志摩《再别康桥》试析

一部好的作品,其魅力是永存的,它会让人百读不厌,永远唤起人们审美的情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是徐志摩1928年再次到英国重游康桥后,归途在南中国海上所写。徐志摩作为中国文坛上极富有特色的“布尔乔亚诗人”,于1920年至1922年曾在英国有名的康桥(今通译“剑桥”)大学留学过二年,在那里真正开始了他喜爱的文学事业,并有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个人感情     

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倾向

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也像梁实秋、闻一多一样,有着从浪漫主义转到“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新月的态度》、《秋》、《猛虎集·序》等文章上,但学界对此尚未有过论析。其转变的原因是,自1926年起,徐志摩像闻一多一样受到梁实秋所宣扬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古典主义倾向着重在艺术的理性节制、标准的规范、常态的人性等,即总体上在艺术的“健康”与“尊严”的审美追求中展示出来。     

更正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近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据称当年在南京，她与中国著名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徐志摩邂逅、结识，并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异族未了情缘。     

徐志摩诗试论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有尖锐分歧,但大都给予否定。特别在后期新月社由一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逐渐显露其政治倾向,胡适、梁实秋主编《新月》,其反动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之后,把他和新月社相提并论,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梁实秋一视同仁。这是不公平的。长期以来,徐志摩和他的诗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禁区,徐志摩的名字也象流星般地在现代诗坛上销声匿迹,正如他的生命过早地消失在大雾迷茫的山巅一样。     

浅论徐志摩的思想及其诗作

徐志摩(1896—1931),是个颇有争议的作家。他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写了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还有短篇小说集《轮盘》等作品。徐志摩虽写过各种文学作品,但最有影响的还是他的诗歌。徐志摩曾被奉为“新舟派”诗坛的盟主。在六十余年的新诗史上,标志摩不仅留下了许多诗篇,而且还留下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疑的名字。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对他及其诗歌给予怎样的评价呢?     

梁实秋的人性论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性论”者。他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新月派”的首领,曾以秋郎的笔名主撰过《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当过青岛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后来,留学美国,是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门徒。一九二七年前后回国,一方面当教授,一方面打着“新月”的旗帜,走进了中国文坛。一九三八年梁实秋曾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大肆散布“文学与抗战无关”的谬论。一九四九年人民武装力量把蒋介石反动集团赶到了台     

窥斑识豹 借诗论人——从《静夜》与《再别康桥》的比较中看闻一多和徐志摩

闻一多和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中的联袂双璧,可以说,“新月派”如果没有这两位诗人,它在诗坛上的影响和光芒都将大大地减弱。这两位诗人后来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有的人对于徐志摩的早逝表示过无限的惋惜,甚至认为如果他不是早逝,以后有可能走上闻一多那样的道路。诚然,对作古者妄作臆断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不过每当想起这两位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强烈影响的诗人时,我总是不禁想起了马克思谈及拜伦和雪莱的那段话。他认     

戏剧,新月派组合的契机

新月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曾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活动是多方面的.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新月派被简单地否定或者几同于新月诗派,至今,新月派的戏剧活动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其实,新月派始终是诗、剧并重的,新月派在倡导格律诗的时候,也颇为热闹地鼓吹“国剧运动”,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开办了十一期《诗刊》后,紧接着又主持了十五期《剧刊》,新月书店既出版《志摩的诗》和《新月诗选》,也发行《国剧运     

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

徐志摩(1896—1931)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不到十年,写过散文、小说、剧本,主要致力于写诗。他留下了四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出版),《翡冷翠的一夜》(1927年出版),《猛虎集》(1931年出版),《云游》(死后由陈梦家编,1932年出版)。徐志摩是二十年代中国诗坛上比较活跃的、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是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把他判为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文人,列入文学逆流;卞之琳同志在1979年所写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里认为他的诗贯串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这三条主线。究竟怎样评价才符合实际呢?本文拟对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内容做一点探讨,向     

论朱湘的现代叙事诗创作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 ,朱湘是新月诗派中被称之为“大将兼先行”的诗人。对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 ,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及关注。但是 ,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明显偏向 ,就是对朱湘现代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成绩的忽略。因此 ,本文通过对朱湘叙事诗创作的历史考察 ,以及其作品的分析与诗论的把握 ,说明并描述其在中国现代叙事史上的地位及贡献     

关于诗人朱湘的两个问题

针对学术界在朱湘身世和派属问题上的不同说法,本文根据有关史料,通过多方面的论证,提出朱湘应为湖南长沙人;又通过朱湘与新月派关系的考察,以及对朱湘诗风的分析,更充分地肯定朱湘属于新月诗派的一员。     

“平静的诗”与“焦燥的人”－从创作主体结构的视角来探讨朱湘“诗”与“人”的悖逆及超越

朱湘被誉为“诗人的诗人” ,就在于“平静的诗”对“焦燥的人”的悖逆与超越 ,这是朱湘的最大矛盾 ,也是朱湘的最大特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朱湘创作主体结构的“这个构成”与“别致配置” ,即以艺术层次为主流 ,以个性层次为标志 ,以理性层次为潜在 ,三者异质共构 ,具体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思与“文学救国”热情、固执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话语、“我本楚狂人”与“狂夫意识”、精心建构诗的象牙之塔与超越现实、唯美的趣味与“清丽柔婉”的新月风等方面     

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历史比较

尽管许多论者不忍正视、竭力遮掩闻一多先生当年与新月这样的右翼文学流派间的血肉联系,力图把他同所谓“专咏风花雪月”的徐志摩完全对立起来加以认知,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闻先生当年在诸多重要问题上与徐志摩恰恰是相通相契,绝非完全对立。至少,领着新月前行的这两架马车不仅都曾是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者和共产革命怀疑论者,而且也都是艺术观念上的唯美主义信徒。这两大共同取向不仅解释了闻一多之所以能够与徐志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