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

本文从现代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指出孔、孟、荀等人对于人性的假设正是其“治国之道”的必要前提;先秦儒家之论人性善恶,与现代管理中的“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孟子和荀子人性论比较研究》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思想家们提了出来。孔子首先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继之有世硕的“性有善有恶”和告不害的“性无善恶”等观点。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家大师孟子和荀子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孟子提出了人性善,荀子提出了人性恶。人性善和人性恶是正相反对的,但他们的理论也有相同之处。本文就他们二者的人性理论的异同作一个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中国古代人性范畴新探

中国古代人性论是哲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的一个专题。对中国古代人性理论历史类型的划分也比较统一,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超善恶论、性善恶相混论。这种划分抓住了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主要特点,但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各种人性理论内部,作为善恶逻辑主体的人性概念本身並不同一。     

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论中国古代人性论争的症结所在

人性善恶,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古人先后提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善恶混等不同主张。对人性的认识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是有人把后天的染性与先天的天性混为一谈,把染性等同于天性;而有人又把天性与染性截然分开,忽略了天性中的善恶潜质,从而找不到善恶产生的根源。只有把染性与天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起来探讨,才能够对人性的善恶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人性与道德善恶

合理界定人性的内容及其与道德现象的关系,是理解并鉴别以往人性善恶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阐释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前提。人性有固有属性与关系属性之分。人的固有属性是人同他人、他物无关而独自具有的属性;人的关系属性则是人同他人、社会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人性的道德善恶是一定社会主体依据特定道德目的对属于道德现象的人性内容所作出的描述、判断与评价。脱离三个必备基本要素———道德主体、道德现象、道德目的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得出人性是善是恶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阈下孟子、荀子人性论评析

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自战国学术分天下裂始就有,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成为中国哲学或思想界论争的基本命题。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之一,儒、道、墨、法等皆提出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在众多人性理论探讨中,以儒家人性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但同为儒家大师的孟子和荀子,在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观点上却不尽相同,二者均对人性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由于生活时代的局限性,其对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要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二者的人性学说,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理性分析。     

试论李翱的人性论

李翱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子思的“诚”的本体论地位，从而“性”“诚”并举，完整统一了儒家天人关系和人与人类关系两个重心。在此基础上，李翱的人性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了善恶、性情、自然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的关系。但是，李翱的人性论中包含着善性产生邪情的矛盾，正是对这一矛盾的解答引发了宋明性的二元论的诞生。     

荀子性恶论的逻辑难题与理论预设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钥匙。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演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单一方面强调性无善恶或是性善、性恶,这种单一性的人性论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人作恶的原因和修善的可能性。但是先秦儒家人性论开启了人性本善和向善修养的人性论之先河。先秦儒家人性论经汉唐三品人性论、唐代李翱性善情恶的复性人性论,发展为宋明时期的＂心统性情＂的一心二门人性论,具有其必然性。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先秦儒家人性论具有性善论起源的启蒙作用。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

三《训》人性观在继承儒家性自"命"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为"丑",主张性有"好恶",其人性观属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性恶论。三《训》还认为通过"因"性施教、"因"性分次等方法,可以解决性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荀子人性论及其政治观述评

荀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独出特行的“性恶论”认为,人性好利恶害,人们并因此引发争夺、导致战乱。然而,人的先天恶性可以通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礼义教化、法规约束使之弃恶从善。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建构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政治学说,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王霸兼用”、“礼法并施”的治国理念。荀子鉴古察今的政治智慧至今仍能给予世人启迪与裨益。     

荀子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向度

苟子人性论是儒家思想史的特例，儒家学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于苟子性恶论的观念。其中孟子重在以超越的价值感受性来规定人“性”，区别于苟子的自然主义式的性恶观念；朱熹侧重分析心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出在人“心”中存在着对恶的自觉和向善的实践力量，以此纠正苟子对性恶的简单判定；而王阳明则以“性觉”论辨析人“心”的善与恶的来源，对苟子和程朱的理论皆有所辨正。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儒家人性论演变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孔子的“性近”说,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的演变过程。其演变的原因,既是儒家仁学和礼学的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缘于先秦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这样的演变,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扩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