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近代“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思想再评价

玄学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科玄论战”中的一种观点。它肯定了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生观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认为仅靠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限于当时形势，玄学思想受到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代表人物的严厉批判。但是，随着工业东亚的崛起和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玄学思想也随着人们对于文化传统的日益回归而逐渐彰显其独到价值。     

科学哲学:从表征走向实践

在科学观问题上,科学哲学中存在着两条进路:第一是表征主义进路,其特征是将科学视为表征,因此,其主要任务是为这种表征寻找一个基础,其主要代表学派是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第二是实践主义进路,其特征是将科学视为实践,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合二为一,进而,科学就成为了一种情境科学.前者代表了一种规范性进路,后者代表了一种描述性进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科学观浅析

以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观由于其历史局限性而不能对科学发生与发展的实际状况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矫枉过正,从对科学合理性的置疑到对其合法性的拒斥,从而走向了极端非理性主义和激进怀疑论。本文拟就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科学观为主题,对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为进路的怀疑论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反思,以促使我们更辩证地把握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内在本质及其走向。     

朱谦之生命哲学初探

中西合流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瓦解,在中西交汇处,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包括现代新儒学(生命派非理性玄学)和科学实证主义(科学派理性哲学)在内的三条主要哲学发展线索。朱谦之哲学显然应归属生命派玄学一线。令人不解的是,被吴稚晖老先生视为二十年代中国思潮四个代表者之一的朱谦之哲学,在现有的哲学教科书或哲学史论著中,却没有他的位置,即便在论及柏     

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历来以隋唐佛学作为研究重点，却对同时期已趋于成熟的道教哲学思想多所忽视。唐代道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即是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道教重玄学”。唐代道教哲学若以重玄学为代表，可分为初唐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中唐以司马承祯、唐玄宗为代表，晚唐以强思齐、杜光庭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具有传承、开放、融合、思辨等多种学术特征。探究其思想内涵与性质，实是以老庄哲学的“道”论为本，扬弃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吸取佛学三论宗的部分思想内容，熔铸形成的“以重玄为宗”的新道教思想学说。倘若从哲学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其中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大乘佛学三论宗共同构成为唐代道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从何以可能到现实路径——关于当前哲学对话问题的思考

哲学对话的重要性，在当前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之下，如何加强不同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的厘清必须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何以可能谈起，从何以能对话（前提根据）、为什么对话（目的意义）到以什么对话（话题内容）的分析进路，不仅是对话问题的展开逻辑，而且内在地蕴含着对如何来对话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现实路径这一问题的解答。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是 2 0世纪中国哲学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无论是回眸 2 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还是展望 2 1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走向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都是不可忽缺的。关于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 ,科学是否具有人文价值 ,科学是否万能的 ,如何理解自由意志与因果律 ,这些问题将长久地引起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与探索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有”“无”之辩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问题

玄学中的“无”与“有”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只有以王弼为代表贵无派哲学才具备了本体论的思辨能力,而且也常常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混同;而在以裴、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那里,有无问题仍然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具备本体论的特征。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之争,并非同一层次的哲学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纯粹形上思维能力方面的非自足性。危顾顾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马克思主义敌人之间的一场混战,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正是这     

复杂系统突现研究的新进路

以复杂性科学为标志的复杂系统突现研究的热潮,其显著的特点是突现研究的进路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即以揭示突现机理为核心,以跨学科研究为视野,以计算机模拟为手段.正是这种新的研究进路,使“突现”成了一个科学概念,并与“系统”、“自组织”、“复杂性”、“混沌”等现代科学术语相联系,形成系统科学发展中研究突现的第三次浪潮,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问题.     

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界———读朱汉民教授新著《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简

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大热点领域。学界对玄学和理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鲜少系统的论著。朱汉民教授最近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一书（下文简称《玄学与理学》）,填补了这项空白。本书以宏观和专题性的形式著论,然其着眼点,却是从思想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角度对玄学与理学关系作内在连续性和演成关系的探讨。故其所论,既能通观宏览,著见玄学、理学之精神要旨,又能发幽探微,对玄学与理学两种学术型态之间的思想差异及其关联性、玄学转型为理学的内在机理、理学何以能涵容转化玄学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等一系列重大学术和理论问题,作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给出自己深刻独到的解答。本书展开了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界,在学术和理论上创获颇多,以下择其大要,就《玄学与理学》一书的特点,谈几点感想。     

从比较联系中考察玄学

<正>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研究魏晋玄学,应该把它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魏晋玄学是两汉思想发展的继续。虽然玄学的性质不同于两汉以经学为形态的哲学,但其间并没有剧烈的转变,它是两汉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继续。从正面说,两汉哲学的发展不仅为玄学提供了思想资料,且提供了先行的萌芽状态的理论形式;从反面说,玄学的出现正好是经学走到穷途末路而发生的转折。玄学是在批判否定经学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在主要点上正是它的反题。研究玄学,将其与汉代哲学思想加以对比,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还应和宋明理学进行对比。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玄学的继续。程颐的《易传》就是接着王弼讲的,是对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两种哲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经由对传统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反省,而发展出的概念范畴研究法,有将中国哲学研究藉由概念范畴作为哲学问题与哲学主张的两种进路。这一个方法虽能深入知识细节,却有问题意识不明确以及体系性建构力不足的缺点。因此应该提出有别于西方传统而适合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哲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进路,并且同时扮演解释架构的功能。研究中国哲学,当以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为中国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担负解释架构的功能,配合以概念范畴研究法能进入知识细节的优点,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对中国三教哲学作出准确理解、正确诠释。然后返回思辨哲学的思路,以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问题意识为进路,再来研究中国哲学,以获得崭新的创造性成果。     

弗兰克·萨勒维的“生育顺序”概念及对它的反动

1996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弗兰克·萨勒维出版了《生就反叛》(Born to Rebel)一书，在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学界引起震动。该书提出“生育顺序”（birth order ）概念，认为生育顺序是科学革命时期影响理论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以M·所罗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萨勒维提出责难，认为：1、生育顺序作用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2、在理论选择过程中，生育顺序作用不能取代科学的理性的作用；3、以生育顺序作用为基础的进化认识论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