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首先必须弄懂的问题。目前有的教科书把这个问题表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论著中,并没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表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而只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不妨把恩格斯在这一论著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引证于下:“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诗:"此在"的一种"反话语"

我们在与“话语”同在的同时 ,又不能不与“诗”同在。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与“话语”同在时不能不思考起的哲学问题 ,以汉字为例可以使我们加深这一思考 ;海德格尔提出了与“诗”同在时不能不思考起的哲学问题 ,以中国古诗为例能不能加深这一思考呢 ?     

对“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的认识——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哲学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之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它们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统一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把一种哲学理论中是不是存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家有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明确提出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坚持哲学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玄”字本意的现代民俗学解读

“玄”字本意的现代民俗学解读吴效群“玄”是老子哲学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探究“玄”字的本意，对于理解老子哲学及中国古典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非常遗憾，前代的学者并没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本文拟运用在河南地区搜集的有关民俗学材料，对这一问题作...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

当今的中国社会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究竟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哲学工作者应做出哲学的思考和回答。一、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没有经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受双重规律支配的。一方面要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遵循“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决     

重思哲学的定义 ——接续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遗产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认为,冯友兰从早年就坚持哲学需要以人生问题为指归,同时特别注重哲学的“普遍性”,这两大追求为中国哲学学科注入了重要的学科基因。然而因为冯友兰先生受西方哲学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理解限制,冯友兰先生一度把哲学的重心转向对于名言概念上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关注,然而在《新原人》代表的思考中,冯友兰先生以“境界说”与“境界-工夫”合一的视野重新定义“哲学”,将中国哲学兼重视“普遍性存在”(“道体”)与具体性过程(“工夫”“经验”)的特质着重阐述出来,这一思路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哲学”与进行“哲学研究”还有着重要意义。如何在“交流对话互动”与“身心实际经验”真正实现“普遍性追求”是我们要“接着”冯先生的工作继续回答的历史课题。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也说“求放心”说与百回本《西游记》大旨——兼与石钟扬先生商榷

自《西游记》于明代中后期问世以来，从心学角度探求作品之大旨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主线，且在当代仍有广泛的影响。石钟扬先生提出谢肇淛“求放心”说有违《西游记》大旨的疑问，对于深入认识《西游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立论和证据方面存在着诸多偏颇，对心学与《西游记》的关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题观似不能作彻底的否定。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傅斯年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北大学生时代、旅欧时期和回国以后,相应的对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学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看法,也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不确定性表明了早期“中国哲学”之边界的模糊和内容的歧义。     

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性质的异议

"解释世界"是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错误解读。我们不应该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作过分的、夸大的解读。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论与“一分为三”有关的几个学术问题

现象形态中确实存在“一分为三”,但仅凭这一点就用“一分为三”补充甚至取代对立统一规律,根据不足。“一分为三”不是矛盾的形式,而是联系的形式。“中介”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有着普遍的意义,但矛盾中没有独立于对立双方的中介。用“一分为三”、“一分为二”等对辩证法的一些观点作通俗说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必须注意其局限性。     

哲学概念三解

人们通常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或"智慧的朋友"。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界定过于宽泛而失之具体。要准确而具体地把握什么是哲学,需要先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的问题,即人为什么要热爱和追寻智慧?二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三是"怎么样"的问题,即"哲学原型"是什么?在这样三个问题探讨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哲学的定义:所谓哲学,是指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     

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认识".认为理学家的"见闻之知"有相类似于"感性认识"之处,但并不等同于"感性认识",而其"德性所知"与"理性认识"之间不仅没有相似之处,而且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从它们的来源、内容以及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两对范畴及其关系.     

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与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由哲学理论和批判理论两大部分组成,这两大部分对当代中国均具有正向功能: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进而对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批判理论则不仅提醒我们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自觉地趋利避害,而且还启示我们,必须把对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之必然性的论证, 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