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具有比较优势,但目前京津冀区域中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已影响了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现阶段应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中的城市化水平.本文就京津冀区域中城市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整合地区经济、推进国家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1989～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的结果表明:渐进改革、梯度开放的发展策略导致三大区域中,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制度创新滞后以及地方政府"利己"策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的主要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三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趋同趋势明显.     

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错位发展

区际产业转移是区际商品和要素流动之外的另一种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整合京津冀地区的存量资源 ,积极推动京津冀形成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 ,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也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后，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继长三角、殊三角之后第三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目前区域内各地区间的分工合作已具有一定规模，但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摒弃地区孤立发展的传统观念，把一些事关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纳入到区域一体化的大框架加以综合考虑，并辅以一些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一项十分肾迫的战略任务。     

主持人语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两大时代潮流。在我国,"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已经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对政府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严峻的冲击与挑战,要求打破传统"行政区行政"的樊篱,构建一种新的     

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

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明显,实施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潜力巨大,但目前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区域一体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强有力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和调节基金等.因此,应着重从组建京津冀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权威性协调机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发展基金制度、搞好协作交流、建立常设的信息管理机构、区域资源补偿制度等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目前,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进程严重滞后,京津冀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调,金融竞争大于金融合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创新滞后。为加快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进程,本文提出"大小共生,平行站位,独立第三方协调"的发展模式,围绕金融管理、金融市场、金融组织、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合作,构建京津冀"大金融"发展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意识得到普遍认可，机制也在初步建立之中，其成效也逐渐显露，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境。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府际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创建包括执行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协商机制、互信机制、动力机制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以期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所裨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探索及展望——基于协同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现状，京津冀城市群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治理方案，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功能协同、治理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协同效果。为使京津冀迈向更为高效的协同发展新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新增长中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的法律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创新途径.从法律的视角指出作为转型时期的大庆市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可能存在的有关环境保护、地方法制以及主体定位等问题,为在法律框架下更好发展一体化经济夯实基础.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

从《隋书·经籍志》相关史料的断句、荀勖新簿与郑默《中经》之关系、《北堂书钞》所引两处史料的正确解读、荀勖开创四部分类法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古今书目不录《中经》之原因等六个方面,就四部分类法的起源问题与董恩林先生《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一文进行深入的讨论,进而认为荀勖新簿是一部承袭《中经》所著录图书、又变更了《中经》分类体制的一部全新的目录著作,因此,四部分类法只能是起源于苟勖《晋中经簿》、而非郑默之《中经》。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中国革命的重要喉舌:《晋察冀日报》社论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党史上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其社论具有重要研究和借鉴价值。它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大致可分为阐述、启迪、评介、论辩、纪念等五个类型,具有革命性、群众性、政策性、严谨性四大特点。《晋察冀日报》社论不仅具有宣传作用和指导功能,还为革命事业锻炼了人才,为党的新闻事业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搜神记》称谓词语札记

《搜神记》是东晋干宝撰写的一部志怪小说,对汉语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广泛搜集语例,对该书中的九个称谓词语加以考释,同时修正了大型辞书和古籍校注中与此相关的失误。     

二十卷本《搜神记》的语料价值

作为“采访近世之事”的著作，《搜神记》（二十卷本）中有很多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保存了晋代当时很多的常用语汇，为后世研究魏晋词汇面貌提供了材料；书中大量的新词新义，既可补充现有辞书的不足，又反映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这些都说明《搜神记》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具有很大的语料价值，我们在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中古汉语词汇时应予以足够重视。     

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城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关，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中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中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