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众考疑

自王逸《楚辞章句》将《远游》之著作权归诸屈原,近世出现怀疑和争论。无论褒美于屈原,还是求真于《楚辞》,对《远游》乃至《楚辞》许多篇章的著作权必须由两种相反意见不断深入互相问难,才能使争论双方逐渐扬弃误说,逼近正确认识。本文正是基于此,专就《远游》中的韩众做一点引申研究,提出一些怀疑的思考。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兼释“与泰初而为邻”

关于屈原的“绝命词”，《职大学刊》1993年1期刊周建忠先生《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五），文中举出古今七种不同的说法，即1．《怀沙》说；2《惜往日》说；3．《悲回风》说；4．《桔颂》说；5《哀郢》说；6．《离骚》说；7《九歌》说。就我所见，建忠先生遗漏了第8种说法：《远游》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的梁宗岱先生，1934年曾撰《谈诗》一文（后收入《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远游》“说不定是他（按指屈原）最后一篇作品”，是屈原“在思想底夭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     

《远游》应是汉人伪托屈原之作——《远游真伪辩》质疑

<正> 自清人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怀疑《远游》为“汉人所作”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赞同其说,将《远游》列为伪作。《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三期载姜昆武、徐汉澍《远游真伪辩》一文,从七个方面论证了《远游》的作者是屈原。虽说该文自称“将用比较客观的科学方法来进行讨论”,“为《远游》鸣冤昭雪”,但我们仔细拜读之后,仍觉该文不乏臆断、想象之辞,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远游》非必伪作。下面,特提出四点质疑,以求教於姜、徐二同志。     

《远游》新论与疑难词句新诂

屈原后期的生命哲学较《离骚》阶段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远游》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表达了屈原晚年对超验的自由生命境界的追寻。《远游》诗中的＂来者吾不闻＂、＂求正气之所由＂、＂贵真人之休德＂、＂与化去而不见＂、＂审壹气之合德＂、＂与泰初而为邻＂等词句,历来歧说较多,需要结合屈原晚期生命哲学的特征重新理解。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离骚》与《远游》

历来研究屈原的学者都重视《离骚》而忽视《远游》，一则以为《远游》非屈原所作；二则以为《远游》多言神仙，其实《远游》也是屈原的作品，也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若说神仙思想，《离骚》同样有较明显的神仙思想。学者们多注重《离骚》所表现的坚持直道、“九死不悔”的精神，而忽略了它巫术神仙方面的内容，其实神仙思想并无损于屈原的伟大。以下就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离骚》、《远游》同为屈原作品《远游》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屈原，学术界颇多争议，但若将《离骚》与《远游》细加比较，便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内容上看，《离骚…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从内证看《天问》的著作权

(一) 《天问》是一首诡奇难解的哲理诗(叙事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屈赋内的位置,并不亚于《离骚》,甚至超逾《离骚》。它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显现着诗人屈原的怀疑,批判由天及人的一切旧观念、旧传统的大无畏的战斗激情。作为中国“摩罗”诗人的杰出代表,屈原正通过《天问》之创作而“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对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新时代理会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时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从《楚辞·远游》以来，游仙诗中总会有“列仙之趣”，同时也寄寓着作者某种现实的感情。郭璞《游仙》诗也并不例外，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神仙，他完全是借仙境来写人间，并且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诗人痛感天下丧乱，人生苦短，欲以道术自立，有着浓厚的隐逸与享乐的倾向。“列仙之趣”不过是郭璞咏怀的符号，中国抒情诗从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媭”字释义之我见

《楚辞·离骚》中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句。就“女媭”词义,历代释家, 解法各异。有言姊者(王逸)、妹者(郑康成)、贱妾者(汪瑗)、女伴着(郭沫若),亦有言女巫者(周振洪)、妇女之通称者(游国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则认为,媭者,妻也! 何理之有?且先看人们对《说文》释“媭”以及对如上所罗众家之说的渐次怀疑。《说文》引贾逵之说:“楚人谓姊为媭”。由是,有王逸等汉儒及后代各《楚辞》释家之“姊”说。游国恩先生认为,“王选以为屈原姊,盖因贾逵有楚人谓姊日媭之言,遂即谓为屈姊耳,其实别无据也”。《离骚纂义》对许慎不直接释解“女媭”而引贾氏之语提出怀疑。陈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屈原卒年新考

关于屈原的卒年,以前学者们纯粹从《哀郢》一诗反映的历史来推断,由于各家对《哀郢》前半部分反映的事件及诗的作时看法不一,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以下九种说法:1、顷襄王十年(前289),黄文焕《楚辞听直》主之;2、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铭《楚辞灯》、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主之;3、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283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之;4、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姜亮夫《屈原事迹续考》(《楚辞学论文集》)主之;5、顷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6、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陈子展《屈原传评注》(《楚辞直解》)主之;     

《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巫官屈原论

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奇文。楚辞产生后,以其神奇妙丽的特质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第一个称楚辞为奇文的人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辨骚》的开端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里以《离骚》代表楚辞)但是楚辞为什么会“奇”?根本原因在哪里?刘勰并没有说清楚,后来的众多楚辞研究者也没有说清楚。楚辞之奇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作者屈原是一位奇人。何以知道屈原是奇人?不必     

《九歌》——楚齐联盟的颂曲

关于《九歌》的创作缘起,王逸以为作于放逐到沅水、湘江之时(《楚辞章句》),王夫之以为作于放逐到汉北之时(《楚辞通释》),何焯、马其昶等人以为作于怀王十七年时(何焯《义门读书记》,马其昶《屈赋微》),郭沫若以为作于年轻得意时(《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以上诸说虽然都有某些道理,但《九歌》诸神为何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