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三角区域生态治理政府间的协作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内的生态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内各政府间面临着生态治理合作理念淡薄、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单一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区域内政府要更新思想观念,建立＂双赢＂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通过完善政绩评估体系等途径来推动生态治理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法律机制分析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顺应了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趋势。而要真正实现次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就必须加强和完善次区域内环境合作法律机制的建设,以统筹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考察次区域内各国环境合作的历史与现状,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次区域内环境合作法律机制已初步形成,但仍不完善,尚需通过制定《GMS环境合作协定》、设立GMS环境作委员会、建立独立的GM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拓展GMS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的合作领域与层次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印度在南亚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印度的地区和自身经济发展政策深刻影响了南亚经济合作进程。近20年来,印度对南亚经济合作的重视逐渐超过对政治、安全问题的顾虑。在其积极推动下,南亚经济联系有所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经济融合的整体水平仍不尽如人意,表现出内聚力弱、外向性强的特点。总体而言,印度在地区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产业基础差距较大,贸易互补性不强;贸易成本较高;南亚其他国家对印度的投资吸引力较弱,以及地区政治、安全因素干扰等。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

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主义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而非像地区主义较为成熟的区域更加关注人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治理体系,而是要依靠非正式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各国认知形成,依靠软法实现治理目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TEMM)在21年的合作实践中不断构建环境共识,相互给定合作身份,继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环境共同体社会;借助国际环境协定安排,帮助并促进各国履约,通过提升各国国内治理能力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形成区域治理规范,探索出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可选路径。因此,这一机制在众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级别最高,对各国环境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中心。该机制的治理实践为复杂地区形势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合作经验。     

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

南亚区域合作萌芽于二战结束之初。1980年之后,南亚区域合作加速推进,逐渐形成了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一系列次区域组织为依托的合作机制。21世纪以来,南亚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能源合作领域的成绩较为显著,次区域合作的成效更为突出。不过,南亚区域合作的协议签署多,执行弱;合作长期停留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无法深入到更加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领域。另外,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地区主义在南亚的缺失、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各国对外战略重心的差异都对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了挑战。未来,南亚区域合作将会出现分化的态势,全区域整合困难重重。     

刍议东亚面临的总体经济问题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亚各国及各地区不得不重新审视“东亚奇迹”产生的体制与结构,思考其内部存在的深层问题,进而总结出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同构性竞争加剧、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强政府”的缺陷以及缺少区域内货币合作机制等问题。针对这些畸形的经济现象,东亚各国应加强区域内科研的合作;加强东亚各国在产业分工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制定相应的出口政策;必须调控政府介入程度,为社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东亚必须实行货币金融合作来遏制国际游资的冲击,稳定东亚货币金融体系。     

城市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广佛肇联手整治跨界污染为例

近年来,跨界环境污染冲突屡屡发生,跨界污染问题严重制约了广佛肇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府际间合作的科层型传统治理模式虽然取得成效,但治理效果不明显,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跨界污染的复杂性亟待更合适的治理模式。"网络式"跨界治理与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的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使各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互利互补,形成一系列有效治理机制,综合解决跨界环境污染问题。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水资源与南亚地区安全

水资源短缺以及因水资源争夺所造成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威胁着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多年来南亚各国在处理水资源问题方面试图采取合作的态度,签署了一系列分享水资源的条约,但这种合作并没有完全解决该地区水资源纠纷。由于该地区安全环境较为复杂,一旦水资源问题处理不好,将可能成为南亚地区安全新的隐患。如何加强合作、解决跨国界水资源利用问题以维护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已经成为南亚各国的迫切任务。     

“中国与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中国与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2 0 0 3年 9月 2 3日至 2 4日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南亚学界的 12 0多名学者与会 ,提交论文 5 0余篇。学者们围绕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南亚与云南的次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 1)关于中印关系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 ,双方联合发表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印方在宣言中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对中印建立互信和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提出 ,为使中印关系很好地发展 ,在增加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的同时 ,应当加强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反…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研究

作为我国空气重污染区之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迫在眉睫。空气污染的区域性和外部性,使得构建和完善跨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虽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联动治理空气污染的相关政策和相应组织制度安排,但现阶段京津冀政府间合作存在着浅表化及碎片化、低制度化、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化等问题。三地发展不平衡及环保诉求的不同、跨域机构权威性的匮乏、利益协调及补偿机制的缺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完善区域环保的统一标准和联动监管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设立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是提升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绩效的可能路径。     

东亚合作中的中日经济关系

一、东亚经济合作的特征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 ,集中表现为区域内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及区域内生产的国际化。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深化了产业内及企业内的国际分工 ,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循环机制。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一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东亚各国 (地区 )出口商品层次的提高及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 ,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现为东亚区域内贸易的飞速发展。区域…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区域联动问题的法律机制思考

中原经济区纳入全国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区域内联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各合作方缺乏更进一步合作,有必要在法律层面上协调区域内法律法规;在布局上实现整体经济规划;建立区内利益补偿机制;以及从执法角度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促进中原经济区各省市的纵深合作及互惠互利。     

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以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例

二战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逆全球化或成为扰乱当今世界发展的一股暗流,但构建高效的国际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际机制众多,机制关系复杂,机制重叠现象突出,尤其是国际机制在行为主体、问题领域和功能治理层面的重叠,严重限制了国际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湄公河地区地缘位置独特,历来为大国地缘博弈之地,致使该地区双边与多边国际机制众多,机制重叠现象尤为突出。2016年,中方推出澜湄合作机制后,得到柬、越、泰、缅、老等五国的积极响应。但是,如何面对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机制重叠现象,成为摆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针对湄公河地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叠问题,本文认为在行为体上调整机制布局、在问题领域增进协商合作、在功能治理上创新合作途径是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在众多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封闭与开放：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以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外溢性、公共性属性,边界地区多为环境污染高发区,使得环境问题逐渐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界限及单一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显现出跨部门、跨地域特征,需要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我国权力管辖具有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在所辖行政区域内独享行政管辖权,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合作中面临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行政权力闭合特征下合作治理效能受限以及权力运行依据单一影响合作关系稳固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没有将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跨区域权力与区域内权力加以区分。以环境治理系统属性为开放前提,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空间的拓展为开放基础,地方政府间从行政边界向功能边界转化为开放保证。可以此构建起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找到一条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运行的合理路径,使权力在现有体制范围内有效运行,进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     

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与南亚地区秩序重构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形成了“三角博弈”的关系。塔利班重掌政权对于周边地区的外溢效应日渐显现,“三角博弈”在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在美国等外部力量撤出南亚的背景下,塔利班以独立和自主的姿态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巴基斯坦的地缘环境得到改善。南亚地缘政治和力量对比由此呈现出动态平衡的局面。塔利班的崛起刺激了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并使难民问题、毒品问题等进一步外溢到南亚地区,导致地区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安全问题与地缘政治相互作用,使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南亚国家进行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如今,南亚地区的自主性增强,外部干预减弱。地区国家需要通过合作超越零和博弈,化解安全挑战。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

本文系统阐释和分析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合作机制。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跨国犯罪、海上灾害、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四大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层面的诸多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议题,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特征明显,没能从根本上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遏制。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中国应利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敏感性,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层面,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建设,整合国内治理资源;在双边层面,加强与沿岸国家双边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倡导南海非传统安全治理架构建设,推动秩序与规则建设。     

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及前景分析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逐渐受到南亚各国的重视,正逐渐成为南亚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以此为契机,南亚各国致力于构建南亚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这为中国增强与该地区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平台.本文深入分析了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发展前景、面临的主要困难及中国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关系.     

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研究

2009—2011年南海安全形势呈现出"抛物线"式的发展特点。区域内南海问题当事国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单方面举措和区域外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的迅速增强是南海地区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等有关争端方的努力则成为局势趋向缓和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地区内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化的加深,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相对好转。然而,由于区域内、外消极因素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南海地区安全形势或将继续维持时而紧张、总体缓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