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合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民主意蕴.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其具有促使统治合法化的政治功能,从而决定了公共领域是民主的生成场所.哈贝马斯正是立足于此,提出其民主理论的新范式--话语民主,对以往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构成超越,并成为其日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最重要的理想目标.     

哈贝马斯集体认同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阐明了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规范内涵;在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他进一步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以代替具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90年代,通过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他对先前的集体认同理论进行了某些调整,从而在其理论框架内包容社群主义的合理诉求。哈贝马斯的学术特点:坚持现代性规范核心,在与其他学派、观点展开争论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来说,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     

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

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最基本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民主理论而言,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处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就自由和平等而言,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试图取代古典自由和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三种范式。     

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以交往理论取代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90年代,一些学者又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话语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视域中的市民社会——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理论的策源地

哈贝马斯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视域中、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其市民社会理论.他首先从经验主义角度考察了当代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危机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功能缺位,然后从规范主义视角、在批判以往民主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观的基础上,提出其"非中心化的社会观",指出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基础上,在社会中分化、孕育出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特征与政治功能,并将其作为审议民主理论的重要策源地与切实保障.     

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中国宪法语境中的舆论监督含义探讨

在中国宪法语境中,舆论监督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人民主权,一方面是公民权利.但是由于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张力,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一直存在局限.本文认为,应当引入哈贝马斯的话语商谈理论,把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辩证地统一起来,重构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这样才能成功地在中国宪法语境中建构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舆论监督的运作机制是强调公众与国家对话、沟通的“协商民主”.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共和主义的民主,构成了当代社会民主模式的两大景观.在比较分析与综合这两大民主模式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论证了他的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程序,意味着商谈和对话成了民主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以交往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理论,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映现着哈贝马斯在伦理学探究中的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互主体性原则的坚持。通过赛博社群成员之间的商谈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需要理想的商谈环境和伦理商谈机制。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难点和落脚点在于赛博空间道德主体的建构。     

民族国家的困境及超越——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理论析评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民族国家面临着困境,比如殖民主义后遗症、极端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和多元主义的冲击等。哈贝马斯呼吁超越民族国家,描绘了这样一幅后民族世界的场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通过交往、包容,构建起各民族共同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通过宪法将这样一种文化确立下来。法律则是这种文化之下民族关系的体现与保障。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理论是在欧洲语境下产生的,且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文化平等理念对当代中国有所启发。     

技术民主的两条道路——哈贝马斯和芬伯格技术政治学比较研究

哈贝马斯和芬伯格都认为应该推进技术民主，但他们提出的具体方法却有很大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在技术领域推行话语民主，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建立民主对话机制；芬伯格则认为只有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才能实现技术民主。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很值得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借鉴，二者的融合应该是技术民主未来的发展趋势。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

协商民主是以地方性的基层参与为基石,以批判性的对话讨论为手段,以美德作为价值引导,以宪法作为制度构架的公共咨询、决策参与的过程与制度.对协商民主意涵的争论,源于协商民主理论源泉的多样化.这些理论渊源包括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法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大众偏好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原旨。共和主义偏好精英的理性，而不是大众的情绪化思维。共和主义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民主具有内在的自我增长性，国会、总统权能的上升颠覆了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过度解构，激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特点值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借鉴。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哈贝马斯的真理观与民主合法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力图在真理的基础上重建民主合法性 ,使民主摆脱工具化、形式化的局面 ,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有效结合 ,及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超越。他以道德普遍主义为支点 ,跨越民族国家的局限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理性的生活方式。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民主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政治合法化危机和文化动机的危机,现代性的病症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关系的紊乱产生的异化,只有通过恢复生活世界的自主化和政治民主才能解决。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在实践中通过普遍语用学建立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从而重建关于一切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建设的方案对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