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墨子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相对性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伦理思想的功利特色与战国社会的祸乱不已相联系,是历史相对性存在的生活欲望的客观诉求。遵循"天人合一"的理路,以"天之欲"表达"人之欲",以道义制约功利,实现义利统一,造福天下百姓,体现了墨子伦理精神的平民气质和生活智慧。理解这一精神实质,对化解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困境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责任伦理：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

责任伦理,即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其判定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是:尽己之责方有德。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责任伦理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世界伦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又高度的重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根据,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其必然性根据即在于比较适应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道德生活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对富有成效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的必然要求。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关于伦理与道德质向关系的方法论意义

伦理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 ,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与社会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伦理的资源需求与道德的资源供给的特定关系 ,可以从“质”和“向”两个维度来把握 ,其“质向关系”具有多种的类型。认识和研究这类关系 ,对于深化伦理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认识 ,同时对如何合理认识和评价社会道德资源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加强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 ,对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伦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伦理的内涵与和谐的构建

伦理的内涵与和谐的构建是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伦理内涵的正确理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伦理是对人伦之理、关系之真、道德之善，和谐之美、规范之据、人性之本的理性认识。生活的实践、社会的和谐、利益的实现需要理论的证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伦理的支持，构建和谐伦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论民间信仰的伦理价值

中国民间信仰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资源,其伦理价值通过一定的信仰活动表达和呈现,在某种意义上,民间信仰具有催生个体向善与推动社会向善的作用。具体言之,其通过各种形式的信仰活动中的道德实践,规范了个体的道德行为,表达了朴素的德福一致观与善恶报应观;民间信仰虽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外,但是,依然具有引导民众向善的伦理价值,具有促进"公众之善"、推动"善世"的形成的社会作用。辩证地看待民间信仰的伦理价值,对于深入理解大众的道德生活,促进社会道德建设是有意义的。     

儒家德性伦理对社会和谐与生命发展的价值

在孔孟对"德性"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认识与发展之后,儒家建立了一种以人性"善"为基础,以具有丰富"仁"德性内涵为核心,通过道德主体(人)的道德践履过程,将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精神形态的"德性"品格外化为现实德行的德性伦理体系.同时,在"天理良心"主体性价值尺度的规范下,"修齐治平"最终成为人们德性修为的终极目标.当前,研究儒家德性伦理普及教化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其形式要素方面的有效经验,是探索适应当代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运行机制的必然话题,也可为和谐社会建设与个体生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正确的路向.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何以分离--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马克思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基础的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一是个人的眼前利益与其长远利益的关系,二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一个关乎道德与伦理的评判准则——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标尺”模式述评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立足于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以一种评判标尺的维度展开对人性之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等相关伦理层面的探讨,在类型叙事学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类特殊的主述模式表达——“标尺”模式.文章着眼于对该主述模式的基础叙事逻辑“抉择+纠结”、伦理价值指向以及正反角色担当等多个重要向度加以系统论证,研究过程本身也彰显出“标尺”类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及其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意义.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后现代伦理与后现代政治

我们的社会似在面临深刻的变化.在道德的普遍主义之后,似是伦理的特殊主义在回归.种族斗争、部落纷涌等回归现象,这些定义了后现代政治的事物,表现出“在远处的松绑是为了巩固与他者在此地的分担”的需要.如果说道德是朝向完美社会的前程,伦理则是朝向起源,朝向刻画了原初、基础的“古老”的缓慢归路.在这样的意义上,伦理表现出大众共存的实质.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讨论“美学的伦理”,它是基于被分享的感情和激情的连结物.这种共存不像是社会契约所意愿的那种和谐,而更像是使人类特征一体化,出自“感情协定”的和谐.共存也是关于“公众场”的集体智慧,人们应当珍惜而非破坏.这样的寻根可以是积极的.伦理的这种根深蒂固同时又充满活力的“信赖联系”功能让我们懂得在短暂的权力之外,还有永恒在时间之中的根本性的势力.在这种时间链上,未来不像是在道德中那样,它不再是制约个人存在的绝对,个人存在只有参照过去才会有意义：永恒活在当下.因此,与现代道德的“应该是怎样”相反,伦理的“能够是怎样”或“希望是怎样”可以很好地总结出后现代公民关系所采取的形式.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