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过程考论

两次金川之役不仅是清乾隆朝的重要事件，战后施行的一系列善后政策更给两金川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金川之役起，清廷上下便围绕战后如何在大金川地区施行有效治理，达到一劳永逸之目的而就善后政策进行讨论。至第二次金川之役，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相关善后政策也逐渐着眼于整个两金川地区，政策内容也日趋全面。文章指出，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于两次金川之役的全程，经历了从最初提出多种设想、不断修改完善到最终形成的过程，体现了随着战争不断深入，乾隆皇帝等人对两金川地区相关情形不断了解的过程。     

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

瞻对为四川省西部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明朝时即授印归附朝廷。瞻对居民甚勇悍,常以抢劫骚扰地方。至清朝乾隆初年,甚至连过路的驻卡清兵亦时常遭劫,乾隆皇帝于是下令调兵征讨。始料未及的是瞻对土司拼死抵抗,经一年激战,清军陷入此"弹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时的乾隆皇帝与参战将士也欲想罢兵休战,从而姑息了土司班滚的逃脱。瞻对事件的直接结果导致邻近土司无视朝廷,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

“嘉绒”为藏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金川、小金、汶川、茂汶等县及雅安专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嘉绒地区进行了两次金川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不仅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而且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试论清代金川战争后大小金川人口的异地安置及其影响

清朝金川战争后,为了防止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再起,维护嘉绒地区的稳定,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土司及部分民众采取了异地安置的措施。文章通过梳理清朝中央政府对两金川地区不同层次人员的异地安置史实,探讨异地安置政策对清朝中央和两金川地区的影响。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

一、清政府两度征剿大、小金川之役概述清代乾隆年间,曾两度调动大军,征剿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土司。这就是民间至今所传称的:“乾隆皇帝打金川”和史籍所载“乾隆初定金川”和“乾隆再定金川”,统称“乾隆平定金川之役”,先后共两次。     

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

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土司舆图的谱系研究——以乾隆《雅州府志》土司图版本辨析为例

乾隆《雅州府志》目前的通行本是光绪补刻本,由于其内封面署年为光绪十三年,前人著录版本时疏于对雷登门识语的释读,忽视这一工作实由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１９０３－１９０５)时任雅州知府联豫主持补镌,补刊署年应为光绪三十一年而非光绪十三年。通过对乾隆《雅州府志》土司图的版本辨析,综合考查府志三次刻本的历史背景,并由土司图资料流向的线索,发现乾隆《四川全图》(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和《皇清职贡图》皆由于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而绘制。土司舆图作为方志图的类型之一,至少在乾隆初年已出现,反映了清初土司治理的实际情形。     

四川理县甘堡藏区清乾隆时二田契试析

清乾隆朝曾两次对四川西北藏区用兵，此即著名的“杂谷事件”与“大小金川事件”。事后推行改土归流或改土设屯，在一些原土司区设置土屯，委土屯守备等进行管理，称土屯制。迄至解放前夕，在理县及大小金川地区尚有１１个土屯。清初在土屯区仍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土地名义归朝廷所有，而由土屯守备代管并分与屯民耕种，不能进行买卖。解放以来，众多调查报告与著述均认为这一土地制度一直延续至１９１３年或１９３５年左右。近期在理县甘堡乡发现的两份以汉文书写的田契纠正了上述看法。从二田契可看出，在乾隆十七年改土设屯以后的３０年间，土屯区已有土地买卖行为。这表明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已走向崩溃，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相邻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     

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的政策

发生在清朝中叶的“大小金川事件”,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近年来不少学者以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很有建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存有大量关于金川事件的珍贵文件,笔者仅依据这些档案史料,就清政府对金川土司所采取的政策及其演变作一些探讨和研究,仅供参考。     

关于阿坝嘉绒地区苯教改宗问题研究——以金川县广法寺为例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强大,经常侵扰邻近土司,使得各土司之间攻伐不断。清政府在调解震慑无效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对大小金川地区发动了战争。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对该地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在宗教改革方面,清政府采取的是"废苯兴黄"的政策,主要是在该地推行藏传佛教格鲁派,禁止苯教继续传播。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

何土司是明代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对西北的政治、军事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为缺乏系统记载，学界对其一直知之不详。何土司在明初受封世袭指挥同知，一直到民国二十一年，方被废除。其统治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大，势力之强，在西北土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与族群互动——以佳山羌民杀团总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民间文书、口碑资料以及地方文献,透过对1923年发生在川西理县通化地方佳山羌民杀汉人团总事件的历史重构与解读,探讨了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族群互动因素。文章认为,该历史事件之发生与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关系密切。换言之,鸦片种植在此区域的普及化诱发了汉、羌族群对于土地资源的激烈竞争,在异常紧张的族群关系氛围中爆发了流血事件。由此,文章进一步讨论此历史事件对当地族群关系、族群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不同影响,从而表明族群间的认同、互动形式均与时代情境之变迁息息相关。     

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

瞻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藏名呷绒,地处自治州的中部,东邻道孚、炉霍,南接理塘,西连白玉,北达甘孜。全县纵横四、五百里,雅砻江自西北流入,纵贯全境。大江两岸山峦起伏,形势险要,在河谷地带适于农牧,藏族人民世代生活于此。清康熙三十九年,四川提督康希顺在平定打箭炉营官杀死明正土司之乱以后,陆续在藏区设立土司,直到雍正时已设大小土司128员,瞻对原设三个土司,(即中瞻对茹长官司,上瞻对谷纳土千户,下瞻对安抚司)。乾隆十一年,增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历史民族地理视域下的西南土司研究

正在兴起的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从学科属性上说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围,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土司历史地理着力于解决土司政治空间形成的背景、土司政区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土司辖区与行省所属州县辖区的分界线勘界交割问题,土司所辖府、州、县的界线、唐宋羁縻府州与明清土司区域的衔接与过渡、土司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等,这些都为传统土司研究所忽略。土司制度及其“改土归流”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因地而异。土司地理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与文化比较研究法。     

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 ,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藏区而言 ,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但是 ,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 ,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 ,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     

论土司时期乌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以酉阳冉土司辖区为例

位于乌江下游酉阳冉土司,至宋以来,历代统治该地,迨至元,始封冉氏第9世冉载朝为土司,至清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对酉阳实行“改土归流”之策,结束了酉阳冉土司的统治.其间,酉阳冉氏土官、土司传24世28人,历时607年,其中土司制度在酉阳存在了415年.酉阳历代土司为了壮大自身力量,对辖区内经济发展尤为重视,对农业、手工业、采矿业、交通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辖区经济发展颇有起色.酉阳冉氏土司对乌江流域下游的开发不仅使其自身力量得以加强,日益坐大,而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贻谷与内蒙古垦务

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清中叶以来的一个突出现象。 2 0世纪初庚子之役的发生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贫困 ,也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贻谷到内蒙古放垦 ,不仅反映了清廷对内蒙古政策的改变 ,折射了时人对振兴实业、维护边疆安全的重视 ,而且也是传统的垦荒思想和行为的体现。关于贻谷在内蒙古垦务问题上得失的探讨 ,相信对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