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易学”论的理论偏差与证据缺陷

正确对待和认识汉语和汉字在语文教学中有重要理论意义。"汉字易学"论批评了"汉字难学"谬论,维持了汉字在民族语言中的基础地位,但在理论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汉字易学"论以字本位为理论基础,抹杀了汉字和汉语的区别,混淆了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两个概念,否定了汉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易学"论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将语言习得等同于语文教学,违背了语言习得基本理论,既不利于汉字和汉语本身的认识,也不利于语文教学。     

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模因论视角下汉语新词的特征及其理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新词如雨后春笋般涌入汉语词库中,尤其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流行,汉语新词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动力。而模因论(Memetics)是最近几年才引入我国的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模因(Meme)模仿基因(Gene)而得名,是基本的文化信息单位,它可以像基因一样通过模仿在人与人之间复制、传播并继承下来。将模因论用于语言分析,能为语言分析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以此用模因论来分析汉语新词的特征及其造词理据,并总结出汉语新词具有能产性、变异性和稳定性三大特征。     

字本位研究质疑

在汉语的各种本位研究中,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可谓独树一帜。但疑点也很多:(1)象似性与任意性。徐先生认为汉语的“字”是有理据的,印欧语的“词”是任意的,这是字本位理论的立足点。但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值得怀疑,象似性与任意性应是不同层面上的语言现象。(2)方法论。我们认为徐先生的论证方法有两处不足:一是论证不严密,凡对自己不利的材料避而不谈;二是过分强调汉语的个性而忽视人类语言的共性,并把这些个性笼统地归之于思维方式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字本位理论就无法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     

汉语理据学雏建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汉语研究一直重规词语理据的考释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近代以来因受语言任意论的冲击,汉语理据探求一度发生断层,既没有将其研究对象从古汉语单音词扩展至现代汉语双音词,也未能由具体而微的词语理据剖析过渡到高屋建瓴的汉语理据学构建.不过受益于当代语言学的“认知功能转向”,国内学界最近出现新兴的理据研究势头——汉语理据学正粗具雏形.它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理据与内部形式密不可分,但二者非同一概念;单音词有理据却无内部形式,而复合词既有理据亦有内部形式;复合理据析探从原子理据和分子理据入手,同时可进行多样分类;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两条共同支配语言和谐演化的管控原则.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而雏建的汉语理据学必能继承传统,给力现在,开启未来,最终成长为一门解释力充盈的新学科.     

解析陈寅恪文化本位论

文化本位论是陈寅恪文化史观的核心,它是否有体系一直是学人争论的问题。通过研究,认为它有“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儒家文化本位论三个层面的含义。这三个层面所体现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儒家文化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等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方法与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理论

任意性和理据性都是语言符号重要的客观属性。从现代语言学发展到当代语言学的过程中,这一对客观属性被语言学家进行了理论升华,形成两种彼此关联的理论——任意论和理据论。因此从客观属性与主观理论二分的全新角度看,贯穿现当代语言研究始终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之争,实质上是任意论与理据论之争,而正确地处理任意论与理据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建设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语言研究方法论。     

汉语字词与英语语词理据比较

语言系统有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研究语词理据,可揭示词的表达形式与词义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作者循着语言系统内部理据的线索,从音义、形义联系的角度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汉语字、词理据与英语语词理据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它们的典型特征,认为汉语字、词与英语词的理据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差异性。根据语言系统外部理据线索,探讨了社会发展对理据的影响及其在认知方法如:视角、突显、细化、整合和序列方面的不同的表现。     

论汉语“字思维”蕴涵的文化美学意义

汉语与西方语言孰优孰劣是长久以来争论不息的问题,20世纪末汉语在电脑微机上的优越性不断展现是一不争的事实,"字思维"就是这种汉语优越论的表现.然汉语是否存在"字"的思维,看来还是值得商榷的.语言思维能否被"字"思维代替也是关键的所在.     

汉语句式初探

本文讨论了汉语句式的特点,认为语用是造成汉语不同句式的主要动因.相对于英语来说,汉语的语序比较灵活,题元角色与句法论元的对应规律不易确定.在分析了主、宾语概念的基础上,指出用传统的主-谓定义汉语句式存在着理据上的不足,认为把汉语句式分析为话题-述评结构更符合汉语的实际.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