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安全与绝对主权观的当代困境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危机促使人们把环境与安全联系起来，产生环境安全概念，并作为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全球环境安全危机造 成的国际关系日渐强烈的合作与协调趋势，使传统绝对主权观陷入困境，表现在对内主权绝对性与最高性的限制，对外主权独立与排他性的否定。就当代国际关系实践而言，确保环境安全的全球行动正逐步使国家主权趋于弱化，具体表现为四种弱化力；国际环境规约的软约束、非国家行为主权的侵蚀、国际社会的干涉和诱使、主权的让渡要求。对此，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环境安全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使环境安全日渐凸现。本文论述了环境安全的由来、概念、特征和现状,并力图较为全面地分析环境安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环境安全问题既促使国际关系向“绿色”化演变,又给当代国际关系紧张化增添诸多新的变量,包括主权纷争、环境殖民主义、环境问题的国际冲突等。     

国家主权与全球环境

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与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之间存在着矛盾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反映在全球环境问题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和国家主权为此而进行的国际环境协调上。主权国家对此而进行的国际协调极有可能给国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环境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绿色冲击波”

环境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环境问题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即环境问题对国家主权的制约、对国家安全的冲击、环境问题导致环境殖民主义的产生及为南北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契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建立国际环境新秩序以及加强国际环境立法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与治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人重新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全球公共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公共问题是由于国际公共品的特征诱发国际社会行为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倾向,使国际公共品陷入困境所导致。＂霸权力量＂、私有化和国际机制是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之道。当前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观察全球公共问题及其治理提供了契机。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环境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是当今时代的两大热点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 ,环境问题是最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它的产生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而经济全球化也使全球合作解决环境问题成为必要 ,并为其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环境合作存在着的南北关系紧张、主权干涉及污染转嫁等问题 ,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阻碍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     

论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拓展

国际合作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环境合作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必然、理性的选择。国际环境合作更新了国际合作的理念，扩大了国际合作的主体，拓展了国际合作的方式。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     

再论生态环境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而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使得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导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环境的恶化。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消除国际社会的对立状态,维持全球的生态环境平衡,从而改善国际关系向可预期的良好状态发展。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销蚀与对策取向

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灵魂,它对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对外具有最高独立性。但是,随着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表现在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和管理权遭到严重的削弱,国家政治自主性的削弱,国家安全的自主性受到极大的冲击,国家的文化主权遭受到极大挑战、民族国家的认同遭遇空前危机。为此,我们应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努力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提高综合国力和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在多极化发展中能够拥有一席之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及国际组织来增进我国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制定适应全球化的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自主性;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政治认同感。     

论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及其实现

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危机的爆发,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人类繁衍生息的全球性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国际环境法、人权法在国际公法中快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重要法律部门,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成为当今环境法研究的重要主题。通过分析研究,认为在国际法上实体性环境权还没有明确确立,现存人权对环境保护问题仍有一定的限制。创设属于人权的环境权,专门、直接地与环境利益相联系,是对人权的丰富和发展,也是贯彻兼具人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人的安全”与“环境人权” ——兼评《人的安全和联合国:一部批判史》

当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日益凸显,人类的安全观念和实践也处在史无前例的变革之中,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认同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层出不穷。其中,由联合国大力倡导的有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人的安全＂尤为引人瞩目,它以悠久的渊源、全新的内涵出现在安全哲学研究视野中,预示着安全哲学研究的重要转向。而环境人权作为新一代的人权形式,体现了＂人的安全＂的基本诉求,既保障了人的生存权,也彰显了＂人的安全＂的重要内容：健康权和发展权。同时,更重要的是,环境人权是＂人的安全＂这一安全理念在国际间达成有效沟通和落实的一个现实途径,也是安全哲学中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体现。本文论述了＂人的安全＂理念的缘起和内涵,着重评介了奈尔.麦克法兰等著的《人的安全和联合国：一部批判史》,并指出了＂人的安全＂与环境人权的内在关系,分析了＂人的安全＂理念的发展前景和历史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防范——基于国际金融法视角的分析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法并没有发挥出金融稳定的功能。研究从国际金融法的视角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防范,认为无法规制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系统风险无法化解和防范以及存在效力和内容方面的不足和漏洞是危机的主要成因,而转变发展理念、建立正式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价值取向安全与效率并重、扩大调整范围和转变方法、统一金融立法以及制度创新是防范危机的积极演变。因此,国际金融法要作出循序渐进的调整,并遵照公法与私法协调发展规律,同时提升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功能地位。     

环境教育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加剧,环境教育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取得了重大发展。我国环境教育在国际社会大趋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确立和完善,但较国外环境教育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要消除与国外环境教育的差距,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公众的生存困境、公共管理者的政绩偏好、企业家对最大利益的追求、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当代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与环境教育之间的关系。     

浅谈儒学对当代环境思想的启示

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不仅使贪婪合法,而且使之合乎道德,多数人对物质财富的贪求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儒家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与现当代人的理解截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对当代环境思想有诸多启示。若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享受"孔颜之乐",则地球的生态压力会大减;借鉴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我们可找到纠正人类集体道德错误的客观参照系;"赞天地之化育"是好且正当的生活方式。     

气候公正: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公正是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从人际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层面上讲,人的行动应当遵循自由的平等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这种状态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达到平等和可持续性发展二者兼顾。坚持气候公正,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包括经济活动的低碳模式和提高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减排和适应。建立整体性的财政资助和技术转让国际框架是应对气候变化当务之急。为了全球安全,发达国家需要在切断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联系方面做出表率,并对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人类发展的转型给予支持。     

国际税法视野下透明度原则的正当性危机

美国藉由 FATCA 法案在全球推广税收透明度原则，瑞士签署“信息透明协议”昭显国内法对此原则的让步。但是由于透明度原则自身规定的欠缺，导致该原则滥用的扩大化，使其面临正当性危机。此危机具体包括主权危机、合理性危机以及合法性危机。国际社会应通过缔结税收协定时强调互惠原则、适用比例性原则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式解决此危机。我国也应当在签订税收协定时，明确透明度原则的细节，坚守司法主权的底线，以及厘清透明度原则与《银行保密法》的界限。     

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讨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类面临生存困境。消除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指出,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人类必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深入地支配人们的生产行为以及预测可能引起的比较长远的社会影响;必须协调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关系;必须认识到私有制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述对于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深化认识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行动指南。     

环境损害责任与全球环境法的兴起

全球环境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环境法律移植和创新的深入发展而得以产生和演进的,其中,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堪为缩影和写照。在国内法层面,为了克服污染受害者起诉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性障碍,一些国家采取了放宽因果关系证明要求和转移举证责任等多种因应措施。然而,在国际层面,对于针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诉讼,美国法院往往以不方便美国法院原则、适用《外国人侵权法》在美国起诉须以被告违反国际法为条件、非居民外国人不具备审慎起诉资格等为由而拒不受理,致使环境受害者在美国的诉讼阻力重重。作为应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典型的立法对策是,规定一旦案件在国外起诉,国内法院便自动丧失管辖权;在原告所在国起诉的,允许以被告所在国的法律来计算污染损害赔偿额,等等。因而,一国对外国原告提起的环境诉讼的接受和承认外国判决之互惠条件准则的出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跨国环境私人诉讼将不断推动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的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也将成为全球环境法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软法的地位

软法是硬法的对称,软法有助于绕过主权限制,消除主权国家的签约疑虑,开展更深层的国际合作,更能真实体现和反映各主权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预期,且其宣示的理念与全球治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正在成为《国际法院规约》没有预见的新的国际法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