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针对国内环境问题,而且适用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公域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资源、环境乃至军事活动的重要场域。它的范围远远大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尽管其对全球繁荣、权力和地球的健康意义重大,然而这一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机构来进行管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新的技术和行为体的涌现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备的思想内涵和品格从多个方面指引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并为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软法因素：以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为例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是目前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软法规范。从AEPS的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绩效来看,它构建了与北极相关各国及其他利益主体开展北极环境治理的平台与沟通渠道,具有共识性和实效性,但是其功能存在局限性与缺乏保障性。从对AEPS的考察可以发现,软法应当被定性为法律,且其与硬法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北极环境治理的法律路径分析与展望

北极国家的国内法不足以充分完成北极环境治理的任务,既存的国际法律、软法和相关机构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实现对北极环境跨部门的、整体性的、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治理。欧盟和美国将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发挥与其他北极国家有所不同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很难解决北极环境治理问题。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理事会要实现对北极环境的综合治理需要改进其结构,促进环境法原则的实施,并最终形成稳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     

论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金融软法是用以规范国际金融关系、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具有某种实际效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突出表现为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制定和发布的各类国际金融标准。既有条约规则作用有限、金融监管实践复杂多变、关涉敏感主权问题、缺乏争端解决机制,是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价值,既体现为"中转"价值,即作为向"硬法"演进或转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更表现为独立价值,即凭借自身特点和优势长期稳定存在并独立发挥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软法在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着比硬法更为重要的作用,使得全球金融治理呈现"软法之治"的面貌。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主权国家的生态道德: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被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后,全球环境依然加速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各个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极为缺乏把全人类的共同环境利益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生态道德。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形成生态道德,克服国家形态上的伦理利己主义,国际环境正义也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将遭受严重阻碍。因此,每一个主权国家能否确立生态道德,就成为人类能否有效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WHO食品安全事故管理制度探析

全球食品安全事故管理制度对于保障全球食物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该领域国际软法的兴起,弥补了全球食品安全监管的软肋,WHO在这一领域有着尤为特殊的贡献,由国际软法构建的WHO食品安全事故的监测、应变和处理机制对防治全球性食品安全事故以及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倡导性等“软性”特征.基于国际软法理论的发展及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应当从完善WHO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国际软法的角度推动现行全球食品安全事故管理制度的完善.     

联合国体系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政治效应

作为一类国际行为体 ,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管理和国际参与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间国际组织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众多的非政府组织被纳入联合国体系之下 ,在经社理事会获得了咨询地位 ,确立了与联合国联系的会议机制和机构机制。随着国际参与能力的提高 ,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效应。尽管非政府组织有着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但总体上其全球治理能力还很有限 :其对国际政治的参与完全依靠公众舆论和说服力量 ,根本无力与主权国家相抗衡 ;它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适应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联合国 ;更未摆脱边缘化的地位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变革论——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因能弥补相关硬法的缺陷,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并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主要治理形式。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在监管标准、主体、方式和路径等方面均无法达到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亟需变革。由于软法的作用和效力仍存有争议,且不同国家的利益差异较为明显,其变革之路必将困难重重。在人权规则的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下,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变革方向逐渐明晰,或将在理念、制定和实施上有所革新。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并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国内转化路径及其范围与重点,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为了食品安全国际法治的早日实现,建议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并扩大国际影响力。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理探析

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原则 ,为国内法与国际法所确认 ,着重强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论运用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时却有一定的差别 ,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律与发展研究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中有着不同的立场。国内法强调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整合 ,国际法注重对环境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对国际义务的承担。由此 ,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内容上也应有所体现 ,并且此种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也可作为解决国际上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参考依据     

在政治与伦理之间:本体维度的国际法

国际法性质的认定对于探究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操作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奥斯丁认为国际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而仅是“实证道德”的观点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这恰恰揭示了问题界定本身的不正确性,正确的问题应当是“国际法是什么法”。为了解国际法的性质,有必要分析国际法规范的具体运行。在这一问题上,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同时,观察和比较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全球伦理的关系也有助于厘清国际法的本质。在一个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不可避免地体现为分散、协定、软弱、不对称的初级性法律,这是思考各方面国际法律问题的起点和基本语境。     

国际环境法的特点初探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为应对人类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与传统的国际法及其各个部门相比,国际环境法具有公益性、科技性、综合性、早期性、超前性和区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最新发展。     

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则使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形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可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国际行政法具有区别于国内行政法的若干明显特征,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也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忽视,但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便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论国际环境法“共同责任”原则

学界对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上一直存有争议,目前尚不统一。在阐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特点的基础上,从学理论证和文本实证的角度分析＂共同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明确＂共同责任＂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仅是＂共同责任＂基本原则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国际环境法的早期性和协同性刍议

从实然的层面看,国际环境法具有较明显的早期性;从应然的层面分析,国际环境法则具有向协同性发展的态势。实现国际环境法的协同性是一项艰巨和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但这也是国际环境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国际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情况下,对当代人来说,重要的是立足于现实,尽力减少或消除国际环境保护机制中不利于实现国际环境法的协同性的因素,完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理性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