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二马”与“浙派”中期词的兴起

雍乾之际,在科举仕途拥塞、文字狱猖獗和思想钳制极为严酷的历史背景下,“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不仅为众多寒士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和思想交流的必要场所,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更成为士人对抗世俗、保持人格独立的精神家园.这一切对“浙派”中期词的兴起无疑具有推助之功.     

仪克中《剑光楼词》与粤词风气之转移

仪克中是清代嘉道年间岭南词坛的著名词人,其《剑光楼词》既充满忧己伤怀的幽怨之音,又不乏悠游山林的闲逸情怀。其词师法姜夔、张炎,醇雅清空,具有鲜明的浙派风味。在嘉道之际岭南词坛开始转向浙派的进程中,仪克中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词人之一,发挥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漫议宋人词笔下的柳意象

宋人词笔下的柳意象已经成为符号化、艺术化的悲凉凄苦情绪的信息载体，展示着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在蕴涵，渗透出词人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柳既带有自然物的特征，又融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向读者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反映了宋代词人柔弱和易于感动的心态，抒发出宋代词人广泛而深沉的人生感慨，寄托着宋代词人离别相思的悲苦意绪。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词的兴起与成熟

本文从词的源头着眼,梳理出词这种文学样式兴起的脉络,紧接着结合作品从＂乐人词＂、＂诗人词＂、＂词人词＂三个发展阶段来阐述词这种文学样式成熟的过程,从而对词这种特定的抒情文学样式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姜夔词的“清空”与“骚雅”

姜夔是南宋词坛上的雅士,他的词注重练字造句,讲求音律,咏物词别有寄托。词境幽冷悲凉,独创一格,后人多以＂清空＂、＂骚雅＂等来概述他的词风。＂清空＂与＂骚雅＂内涵丰富,既包含言辞、又涉及意境,对后世影响较大。     

从元宵情结探析宋词意境

在宋代的元宵词中,词人大部分都采用了对比、反衬的手法,或是用元宵节喧闹的场景衬托主人公孤独的境遇,或是用以往节日的美好回忆对比今日凄冷悲凉的处境。这种艺术手法的使用,无非是为了抒发元宵之夜词人们无比复杂的感情,这些情感和美好的节日结合在一起,更能表现词人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沉的人生思考。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淮山淮海总是愁——论秦观词中的愁绪

北宋词人秦观的词风格柔婉感伤,而在诸词中最能代表这种风格的是他那些带有＂愁＂字的词,这些＂愁＂词按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般意义之愁、恋情之愁和迁谪之愁。总体上看,这些词风格接近,大都低迷感伤、凄婉柔弱,但感情强度和艺术影响力却大有不同。     

世事何须扼腕,人生且自舒眉——南宋遗民词中“云”意象再探

南宋遗民词人＂清＂、＂空＂的隐居生活环境造成了创作主体心境的＂清＂、＂空＂,这种心境上的清空闲适,很容易接受道家隐逸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刺激他们选择了清闲幽静的＂云＂意象、构造出其词清新空灵的意境。南宋遗民词中＂云＂意象的主要审美特征是＂无心＂、＂闲适＂、＂清空＂等3个方面。从中可见,在一片吟咏＂云＂物象的隐逸之声中,遗民词人自我清空淡泊的情怀也呈现出来了,将环境之＂清＂与人心之＂清＂联系在一起,达到了＂人境双清＂的境界,这种境界的意义体现在遗民词人的创作上,便是促成其词＂清空＂审美特质的形成。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词调、词题和词序——论词成为独立的韵文体制的发展过程

在词的产生之初,词的文学语言只是音乐语言的附庸,在当时词人的意识里,"调即是题",词调名同时兼具词题的功能;随着北宋中期词的观念的巨大变化,词的文本自身的社交功能和阅读功能逐渐增强,词人越来越多地"调外标题",继而"衍题为序",词题和词序被词人较为普遍地运用,这也是词逐渐脱离对音乐的依附、成为独立的韵文体制的一个标志。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     

纳兰性德词作英译的情感传译与再现

纳兰性德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其纳兰词是清词＂婉约派＂的典范。纳兰词中的爱恋词、羁旅词及友情词以＂情真意切＂著称。在纳兰词的英译传播中,＂传情＂特点应该是译者追求译文＂神似＂的核心元素,情感的传达与再现应该脱离汉语语言形式的樊篱,充分发挥英语语言的优势,使英语读者在译文中体味纳兰词的＂情真意切＂。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