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时空断裂与互塑:第一代农民工务工生命历程分析——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域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与日常生活视角,分析了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的时空区隔与融合下,其生命历程实践过程的选择和影响事件,进而解析了在个体生命认知、代际关系实践和国家政策实践场域内,第一代农民工的个体生活选择是如何与社会、家庭相互勾连,以及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空断裂与互塑过程。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现代性体验下少数民族乡村妇女的婚恋生活——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影响个人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宏大的现代性在个人层面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活体验,是与传统生活方式、观念相异的新力量。电视媒体与打工经历是重要的现代性力量,同时也是乡村个人体验现代性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乡村妇女传统的婚恋生活在其影响之下出现了婚恋途径的多元化、婚姻仪式的混合化等新特征,蕴含于家庭婚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重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个人需求,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瑶老组织社会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传统家国体系逐步瓦解语境下,通过研究瑶老组织的社会治理智慧,探索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有利于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瑶老组织存活于瑶族日常生活中,瑶老是一种内生性权威,既依赖个人先天禀赋,也借助个人在实践中的表现。瑶老治理范式集综合治理、网络治理于一身,目标指向村寨治理的动态平衡。瑶老组织的治理智慧带给乡村治理的启示有：重塑乡村治理权威,强化网络治理,治理最终指向满足人的社会需求。     

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逻辑、时空剥夺及其时空权利

时间与空间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性要素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范畴.互联网时代,自然时空日渐社会化,流动时空对地方时空的解构日渐增强,时空分离不断消解传统社会的时空距离.在此基础上,资本和权力对社会时间加速的追求和对社会空间障碍的扫除,使个体最基本、最关键的时空资源从主观意识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纯粹客观性,主要体现在挤压个体的自由时空和心理时空,瓦解稳定的社会时空秩序,增加数字交往的人际信任危机,加剧精英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时空剥夺.循此思之,数字化生存需采取有效措施充分保障数字化生活中个体的时空权利,维护数字空间的公平正义,重建人际信任的社会基础以及实现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融合等措施,实现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正义.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传统文化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

传统文化是建构于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连续性的生活方式,是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嵌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经过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形塑,被赋予体验和愉悦的功能,成为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申一种有效的配置性资源.在实践中,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文化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得到了有效地形塑,受到了乡村旅游者的欢迎,乡村旅游也因此迅速发展.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

普遍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革命要改变的那个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它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深刻的变动;尽管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其冲击效果十分有限。在革命进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苏区社会内部,一俟条件成熟就会反弹;苏区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进行,原有的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全面回复。事实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那个结构。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传承困境与解决思路——以乡村振兴为视角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有着巨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而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乡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存储库,对它的深入挖掘与传承,可以为乡村社区的文化重构起到关键作用,它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具有治理、整合、教化的功能。目前而言,由于城市的虹吸作用,让乡村社会表现出文化撕裂的状态,其存在文化空间遭破坏、文化网络存断裂、文化礼俗少传承、文化遗产缺人才等问题。如何振兴乡村文化,传承农业遗产,本研究认为根据“空间情境——互动网络——仪式认同”的互动仪式理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活态保存乡村文化空间、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再建乡村文化认同感、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以此把优秀价值观念有机融合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之中。让乡村文化得以振兴,农业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乡村社会网络的利用与再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是一个对传统乡村网络充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研究发现,由老乡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乡村原生的社会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倚仗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在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意向,加快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通过城市生活中的非正式交往以及加入老乡会和地方商会等团体组织,乡村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和改造,并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乡村社会网络中家人和亲属的支持贯彻创业的始终,从而构成最持久、最稳定的支持网络。     

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的仪式传统与族群互动

在桂西南壮族乡村地区,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传统文化的助推力量、内生动力的辅助功能,共同形塑着以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壮族仪式传统以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重要节庆为节点,呈递出时空关联下的地方文化诉求表达,展示了乡村社会治理中仪式传统的社会功能。同时,传统仪式文化在形塑壮族群众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强化了壮族村屯共同体意识。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结构中,地方特色的主体性、内生性、传统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社会治理需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方仪式传统阐释的集体目标和情感归属,关注更具现代意义的具有内生性秩序规范的乡村治理内涵。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乡村社会整合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研究——以皖南A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的联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研究趋势之一。聚焦于皖南A村微信群,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个案访谈法,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考察A村微信群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表征与运行机制。从社会联结、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等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微信群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关联。发现网络公共空间已成为搭建村民社会联结的桥梁、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局限性,为建构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地方认同以及实现地方社会整合提供可行性尝试。     

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

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调试与改造是国家重塑乡村社会以期实现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个人主体性建构要素,私人生活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文化模式下往往隐而不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造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使私人生活从农村青年的传统关系网络剥离,并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变得愈加重要。在建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诸多要素中,大众媒介扮演着关键角色。早期大众媒介多以权力中介化的角色与功能而存在,随着大众媒介日渐嵌入农村青年日常生活与交往场景,媒介化成为大众媒介影响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机制。正是这个过程使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发生变化,同时改变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