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区间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阶段,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但是城市化对于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为正,只是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其影响强度会下降。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层面，较少研究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缺乏进一步对其中机理分析与影响效应的探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乡要素的配置，进而对城乡收入等造成影响。为此，在阐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20年全国29个省级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要素流动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异质性研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时间段差异，现阶段影响更为显著；东北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收入差距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承担重要机制作用。基于此，提出三条政策建议：一是从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稳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目前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就我国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特征,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312和0.471.(2)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只对处于特定城镇化水平的省份才成立.(3)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通过干预经济和扶持农村来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且对处于较高城镇化水平的省份还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就业公平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惩罚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选取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就业公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就业保护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效应”,稳定就业占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效应”;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趋势,稳定就业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逐渐下降.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的门槛回归模型,就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落后阶段,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且影响效应最大;农村金融发展中等发达阶段,农村金融发展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明显减弱;农村金融发展发达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收入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做了延展性探讨。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均能显著缩小个体收入差距，缓解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分别是社会资本积累路径和家庭收入促增路径，前者中介效应弱于后者。社会保障的收入调节效应具有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异质性，基本医疗保险对个体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城镇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要略强于农村地区；两种保险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表现较为多样。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5个维度19项指标权重,综合评价了2011—2017年31个省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2011—2017年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表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的区域特征;从整体来看,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就区域而言,农村公共品供给对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趋势。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分析

文章运用我国1982~2011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分别通过基于截面的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与基于时期的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了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省级地区差异与年度差异。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镇化水平、拥有不同农业劳动力资源与耕地资源的地区来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拉大、缩小与无实质影响三种情况。年度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很多年份不显著,城镇化也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的主要因素,只有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有可能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

OFDI是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利用和数字商品服务的供需关系，使得目前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和距离。而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与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必然会引起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劣。文章基于中国OFDI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产生抑制性影响的结论；而后使用调节效应方法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市场消费能力、劳动力资源禀赋和知识技术水平影响O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