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典”到“复杂互文性”：第三代诗人互文式诗歌的写作策略

朦胧诗退潮之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诗歌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互文性景观,这种互文性景观具有独有的写作策略,主要表现在：基于整体性“重写”的反向互文写作,基于语境的“文本节略”书写,以及复杂互文式诗歌基本遵循的“同向互文”原则。这些诗歌写作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写法,也可以是一种读法,是中国当代诗学的重要探索实践。     

论“意”之义:中国古代两种文学阐释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系统中,“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意”的含义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诗学本体论,而且形成了两种诗歌阐释模式和意义生产方式。“意义生产”这个提法意味着阐释过程中文本意义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并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被创造或被建构出来的。阐释本身即具有“生产性”。“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的“意”都是具有生产性的古代诗学概念。对“意”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传达与诗学阐释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当代诗歌的孤寂诗写及诗学建构——关于诗歌本体论可能的探索

孤寂书写作为现代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当下汉语诗歌写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精神路径,它既尊重诗学本体,同时也有哲学关照,本文从形式、文化、哲学三个层面归纳了"诗写"的理论特征以及它对诗学建构的理论价值。     

海子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殊相

海子的抒情诗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歌唱外部困境和内部激情之间冲突引发的“生命的痛苦”。海子的“大诗”是绝望诗学与幻象的探索,是处于构想与实现之间的未完成的文本操作。海子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探索,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先河。     

中国新诗"经验"之说的引进与确立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范型转换,即在诗学观念上由“情感”向“经验”的转换。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既表现为这一阶段对于艾略特、里尔克、瑞恰慈的译介,亦表现为诸多诗人与批评家的争论与不同的阐释。本文梳理了这一观念转变,并以若干“名言”为例,分析了“经验”之说的传播与确立,同时探讨了诗学观念转化在中国新诗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一人主义”诗学

“一人主义”是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一人主义”诗学理念的确立,使得奥哈拉的诗歌作品极具个性色彩,饱含创造力。本文依托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创作活动,探讨“一人主义”诗学理念衍生的过程、“一人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奥哈拉城市诗歌的意义,论证奥哈拉在这一诗学理念下所达到的诗歌艺术境界。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陶潜的饮酒诗》为中心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在其研究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论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及其审美建构

“情境”作为一个现代诗学概念，可融中国古典的“意境”和西方的“戏剧性处境”等观念于一体，它可指现代诗吸收小说、戏剧等文类要素而呈现出的文体混合倾向及其包容性品质，还可指现代诗采用的客观化、非个性化的知性抒情策略。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建构可分为拟态化、场域化和戏剧化三种类型。“拟态化”的实质是诗人将自我情感客观化，并在自我与外物、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一种相应相通的情感契合关系。“场域化”特指诗歌吸收绘画艺术的表现功能，将抒情主体在时间流程中的思想或行动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空间形象，以视角形象和空间场域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戏剧化”指诗人营造的戏剧性人物的独白与对话、戏剧性情节的对立与冲突、戏剧性时空的跳跃与转换，以及由此综合而成的戏剧性处境。现代诗的情境写作，是现代诗人面临20世纪以来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文化语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折射出现代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审美趋向。情境诗学为我们研究现代诗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论袁行霈中国诗学体系建构

袁行霈的中国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叶,继承了以朱自清、林庚为代表的审美鉴赏一脉,以建设中国诗学为目标,围绕诗歌艺术魅力问题进行理论探求。一方面,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以诗史为基础,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中国诗论的传统再出发,并行于诗歌艺术史和诗歌艺术论两条轨道,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了史论结合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诗歌鉴赏中的主体感受,重视审美的情感沟通,用心理解诗人的处境,又从研究中获得情感的体验和精神的成长,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心艺相通的风格特色。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中国诗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这多方面的贡献确立起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论海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且为全人类所共享。讨论海外华文诗歌经典化的缘由和必要性，寻找一种带有综合高度和提高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参照系，相信对海外华文诗歌经典的生成和建构可以带来诸多启示性意义。经典诗歌的奥妙，正在于经典诗人比起一般诗人在处理自我与世界、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层面提供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文本。诗人洛夫“二度流放”海外（加拿大）书写的《漂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文本所展示的个人独特气味和带有经典气质的书写，将如同诗歌史上的那些经典诗作，不断流传下去。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来加以考察，事实上海外华文诗歌中具有经典意味的诗人诗作远远不止于此，需要我们不断追踪、发现和寻找。对于生活或旅居在海外的华语诗人，只要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和从容的姿态面对自己进行书写，怀抱着真诚而辽阔的爱，就能看到华文诗歌的美丽前景和未来希望。     

双重书写:显性与隐性的“他者”——《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是对20世纪初期遭受外强入侵后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典型书写。但在这重显性中国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重不易为读者觉察的隐性中国形象。对“他者”中国的这一双重书写体现着对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建构与解构,代表着双重的东方主义。同时,它也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书写起承转合的一个契合点。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品与思:一种精神的生成与象征

诗学即人学.在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中,<诗潮、诗人、诗艺>和<品与思>这两部论著尤其<品与思>,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纯净的诗学精神,客观公正的评价尺度和值得信赖的诗学密度.论著立足于宏博的文化视野,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对诗歌的内部构成和文本世界进行精到的剖析,呈现出深邃、厚重和从容之美,为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一份独特的文化范本.     

论拜伦的诗学观

拜伦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其诗歌和散文文本之中.拜伦对诗歌目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追问,他特别认识到诗歌的治疗作用;拜伦认为,诗人应采取认真、负责、自然的写作姿态,他尤其发掘了注释作为诗歌文本的延伸功能;拜伦的诗歌批评策略是感悟式的,这导致了其诗学成分中理性的缺失,而这与他作为个性独特、处境困窘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有关.     

言的窘迫:"后朦胧诗"语言观症候批评

后朦胧诗人几乎普遍是持“语言中心论”的。无论是“口语化”等策略的提出 ,还是“前文化语言”等观念的实施 ,都视语言为诗歌的根本问题和归宿。但这种对语言的偏执和过度强调已经导致了对诗歌更本质方面的忽略和遗忘 ,使许多诗歌文本成为浅薄的语言游戏和“语感”训练。诗学领域的价值失范问题已被提出且日趋严峻 ,一种理论上的话语清理越来越必要、迫切。我们只有及时总结、纠正这些偏颇的观念、倾向 ,才有可能建构一门更科学、更完善的当代形态的新诗学 ,使中国诗歌在 2 1世纪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