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诗歌意象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深厚积淀形成的典型意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意象理论,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意象派,还是此后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发起的"意象派运动",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意象理论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决定了西方现代意象诗学与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不同特征,两种意象理论在交流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初期象征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开端.它的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然而,这种"移植"和"嫁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通契合性.本文既充分考虑到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于初期象征派诗学思想的渊源性,又面对诗歌的文本现实,勾沉检索诗学理论文献,考查了"契合"、"象征"、"朦胧"、"纯诗"等重要诗学范畴,探源索微,比较异同而总结其中诗学思想"移植"、"嫁接"、演替、嬗变之规律.     

诗歌审美的中西方美学差异与互补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在关于诗歌审美问题的研究中,引入并借鉴西方美学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然而不能因有"西学"而忘却了本土的诗学传统,因为西方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内容指向、思维方式等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与中国古代诗学中相关或相近的审美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但不能否认,而且需要在互识互补中走向融合。文章主要从"直觉说"与艺术联想、"距离说"与"诗可凿空"、"移情说"与意境创造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析。     

《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文学理论:当前危机及其应对方式

当前文学理论的哲理化倾向导致了文学理论失去了解释文学的现实功能,因为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而与哲学结为了同盟。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文学理论出现了"失语"和"失效"的双重危机。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本文诗学是文学理论应对当前危机的一条可行道路。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的回归到文学自身。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道”的“无名”与“无言”

道的“无名”和“无言”启导了中国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虚实、形神、情景理论,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本文是第一次试图用“无名”、“无言”来分别阐释老子、庄子哲学所包含的诗学意义。     

诗学解释学作为反思性与创造性的科学

诗学解释学,可以理解成"诗学与解释学"或"诗学作为解释学"两种发展路向。作为反思性与创造性的理论科学,它必须确立自己的学科任务,寻求学科自身的内在思想逻辑。诗学解释学在解释学家族谱系中,与解释学理论、哲学解释学与美学解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需要从相关科学中寻找思想启示,而且需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产生启示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诗性思考的方式对生命存在、生活理想与自由平等的探索与追求。     

"朗诵诗"的文体形式及诗学阐释——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诗学反思之二

"朗诵诗"概念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诞生,既特指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诗歌运动,又具体指称专为诗歌朗诵活动而写作的新诗文体,还作为现代诗学文体论形而上认识的诗学概念等,含义多重。重新梳理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史料,阐释有关"朗诵诗"论争中的各种观点,可以观照朱自清"新诗中的新诗"论断的依据及其诗学价值,并明确"朗诵诗"文体形式"诗的语言"建行所体现的诗学本质。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华兹华斯诗学：快乐的本体论认定——兼论韩、欧等“穷工论”的区别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不只是发现了创作情感的回忆性和一般性的强调了诗中情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非常完备的理论阐释对“快乐”的诗学地位作了本体论的认定。华兹华斯的观点成了与既同属于表现论诗学却又认定“忧愁”为诗之本体的中国古代韩、欧等所倡导的“穷工论”完全相反的诗学观。华、韩等的区别源于不同诗性主体的构成:前者从诗与生存的分离出发,以超功利的真、善、美为基本价值追求;后者认定诗与生存的一体性,以功利性的生存关注为诗性情感的本源。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严羽论诗的自信气质与主观精神

严羽论诗个性极其鲜明,其观点、立场以及语气和口吻等均体现出强烈的自信。原因有三:一是他自幼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尚奇节而不拘一格;二是宋朝的理学与禅宗尤其是心性之学对他诗学观的渗透;三是其求学过程中承续了老师的精神气质。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也极其鲜明,他推崇兴感神会、无迹可求、含蓄蕴藉的诗风,其兴趣说、妙悟说、熟参说等都充溢着一种迷离、玄妙和神秘的色彩。这是对古代文论诗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和其论诗的自信气质、诗学观的本质息息相通。     

中西融通:余光中诗论思想的主调

余光中诗论既提倡吸收西方文化资源,又反对现代病和恶性西化;既主张打破偶像、反叛传统,又强调纵的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现代诗的落脚点在中国,该经由中国诗的现代化环节达到现代诗的中国化。同时,中国的现代诗应该具有超越性,它在艺术上代表的是中国诗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新诗。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中国古代诗学书学互通论

诗学与书学的互通,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古代诗学家经常借助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来阐释诗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或以书体喻诗,或以书法风格喻诗歌风格,或借妙悟将二者打通,或借书法之势谈诗歌之势,不一而足。这样,不仅使抽象的诗学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而且还富于文学创意,从而在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拓展了诗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诗学理论。     

自然生态与中国古代诗歌

自然生态与中国古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场所,同时也为古代诗人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最佳契机和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大量千姿百态的自然风物、动植物意象入诗使古代诗歌呈现出"绿化"、生机化的特色,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生态画卷。同时,古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使原本属于自然界的生态事物进入人们的审美文化视野,从而附着上了浓厚的人文化、诗意化色彩。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