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从中国经济特有优势出发,系统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预期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行业及区域差异性。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内陆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系数显著为正,而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正向影响效应不显著。市场一体化除了直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发挥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需求驱动效应、制度改进效应等机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最为有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和经济转型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且该结论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的消费升级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这两种机制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文章采用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创新创业能力较强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间接促进本地区与周边地区共同富裕,且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经济双循环质量评价及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研究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是构建以双循环为重要内容的新发展格局。为了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双循环质量的影响，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指数并建立面板模型进行赋能效应分析。首先，创新性地从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出发构建双循环质量指数评价体系，采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CRITIC评价方法得到各地区经济双循环质量水平，结果表明十年间经济双循环质量水平呈波动上升，并且七大地理分区之内的变化趋势较为相似。通过分层聚类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四类并分别进行分析。运用CRITIC评价方法构建数字经济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双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选取1998年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构造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双循环质量有正向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此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东、中部地区十分显著，在东北与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存在一定的门槛性质。此外，数字经济对双循环的赋能效应在互联网普及度高的地区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更显著，具有普惠性质。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对数字经济促进各地区提升经济...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待论证。为此，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且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此外，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特性。研究有助于阐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因、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对促进一国生产及出口结构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利得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检验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影响机理上看,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主要通过“产品创新”的直接途径和“生产率提升”的间接途径来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受进口来源国类别、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技术特征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本文从经验上证明了“以进口强出口”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对评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的经济效益,以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构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2014—2020年我国14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了显著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缩尾处理及剔除直辖市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文体财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区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是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表现。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分析框架，手工整理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对中国282个地级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经验识别。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用性资产投资、打破地理空间局限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地级市、高技术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技能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即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需求效应大于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且劳动技能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随着劳动技能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43.1560%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具有“跨越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