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

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强调中产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形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论“。考察“社会稳定器论“产生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以及中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发现中产阶级并不总是具有稳定社会的正功能,中产阶级也会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正功能;相对于社会稳定和冲突,社会和谐才是更高的社会价值追求。     

试析乡村精英在群体性冲突预防中的功能

群体性冲突源于社会矛盾的积累,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及时化解现实性社会矛盾。此过程至少包含两种机制,即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法理型权威的职能定位、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的特性给予乡村社会精英在群体性冲突的预防方面发挥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功能的可能空间。不过,乡村社会精英发挥利益综合功能的范围主要限定于村内的个体、群体的利益;发挥矛盾协调功能的范围主要是民众—政治权威类型的现实性社会矛盾。     

水库移民社会冲突的双重功能

加强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新时期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人民内部的冲突,全面辩证地理解水库移民社会冲突有助于冲突的减生与化解。本研究从社会冲突的概念切入,以W市F村的SX水库自谋职业移民与政府的冲突为例,全面阐释水库移民社会冲突的双重功能,正功能包括促进移民社会健康发展,暴露移民问题、"安全阀"功能等;反功能则是造成资源浪费,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移民社会心理、负面示范效应等。在水库移民的实践工作中,应区别对待水库移民社会冲突的双重功能。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模式变革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稳定模式变革的社会动因,客观上要求政治稳定模式由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健全和完善政治沟通机制、政治整合机制、冲突调处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形戍维护政治稳定的合力。     

基于社会分化视角下社会协调机制的选择与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归根结底,社会分化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化和重组,是利益的分化,其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突。我国当前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有必要选择与构建新的社会协调机制以整合各方利益,促进社会结构的正向分化,以期达到缩小差距,缓和矛盾,化冲突为和谐的社会效果。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重大项目工程在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代化进程中酝酿着冲突和不稳定性,使其愈发显现出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源头性。因此,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用于重大项目工程建设进程中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我国的风险评估技术发展尚不成熟,在开展评估工作中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定的思路和对策;     

社会亚稳定制度学成因探析

社会道德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人们心理安全感下降、各种冲突呈明显增长趋势等构成了当今社会亚稳定主要特征。从制度视角剖析社会亚稳定性状，社会系统内部机制失灵或缺损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完善制度是预防社会危机、拯救民众信心，走出社会亚稳定、实现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收入分配、产权保护与社会冲突: 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冲突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聚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详解冲突的发生机制和化解方法,通过将精英和社会大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行为纳入到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模型分析,进而发现,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都会减少群体性冲突行为的发生,反之,两者同时恶化往往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潜在原因。在一定范围内,精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同时改善双方的收入情况,以达到帕累托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打开了施政的空间。从长远看,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大众实现中国梦的保障。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补偿不公引发的利益纠纷、自然生态破坏产生的利益威胁、社会保障不实引起的利益矛盾以及民族文化权益被侵诱发的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协调不力、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不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建构公平畅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健全公开高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切实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失业弱势群体及其风险管理机制建构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弱势群体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群体,其风险包括生存风险、心理危机,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具有循环性,心理危机具有群体性,而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则具有“风险升级”特点,因此,失业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必须建构层级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建构冲突“安全阀”机制、预警机制和干预机制,实施积极风险管理。     

落实科学发展观条件下的"社会稳定观"研究

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以往"GDP崇拜"发展模式中,社会稳定是依靠"权力强制"来维护的.这种稳定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稳定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必然是我国深层次社会矛盾集中释放、社会冲突多发的过程.因此,必须将靠"权力强制"作基础的社会稳定观转变为以"满足最广大群众需求"作基础的新社会稳定观.对"社会冲突"进行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新社会稳定观的重要途径.     

利益结构变迁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系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维稳不是要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诉讼程序定纷止争功能的历史分析

诉讼程序在社会冲突中起着定纷止争的功能性作用。原始社会中社会冲突的解决并不需要诉讼程序,其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纷争解决的机制是共同体纠纷解决机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原始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失范,从而孕育了诉讼和诉讼程序。     

社会冲突理论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矛盾的启示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理论给我们转换思维提供了启示。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关注应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处理应从"解决"转移到"协调";正视社会矛盾的正功能,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     

政府角色、政社互动与合作治理——基于社会冲突的治理机遇

转型时代的社会冲突与抗争性政治的存在,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冲突与抗争的正向功能的认识不足。面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政府需要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并转换应对社会冲突与抗争的思维与方式。社会冲突与抗争在动力机制、运作过程与目标达成等诸多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机遇,政府如能充分认知这些治理机遇、理性选择自己的角色,同时发挥控场作用、主动引导治理过程,便可能在政社互动之中疏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乃至构建治理体系、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     

冲突升级对干预机制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我国社会冲突干预机制建设偏重于干涉规则的专门化和干涉机构的正规化,这显示了制度设计者强烈的功能主义理论倾向。分析格拉斯尔冲突升级理论对社会冲突干预机制建设的影响,就是要从功能主义的理论盲区中选点观察功能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机制建设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为我国社会冲突干预机制建设及其评价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社会质量视域下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机制创新探索

社会质量导向的社会建设旨在消解组织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冲突,增进个人福利和发展潜能,倡导人的尊严、民主、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社会质量视域下的精准扶贫是蕴涵社会教育、社会创新、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民参与的社会创新发展机制。在充分发挥精准扶贫社会给付功能的同时,增强其社会规制功能,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机制创新应以人的发展为核心,通过地区产业发展,走城乡资源互补和乡村内源式发展道路,增强村落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在实践中构建"扶贫"与"扶德"并重、"保障"与"治理"兼顾的扶贫政策体系,通过致力于社会质量的提升走可持续脱贫发展道路。     

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

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与利益格局调整,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稳定。而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参与网络,为公民的价值认同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及其正向引导——对科塞社会冲突论本土化的辩证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为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交融、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受地域、人文、传统差异的限制,外来理论实现"本土化"是实现正确借鉴的重要前提。当前,在国内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的大背景下,在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引介于中国实践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辩证,既要认识到其"正功能论"前提假设多、过于注重权力要素、理论体系不完备、部分命题有失偏颇的不足,还要看到对冲突原因的多维分析、冲突类型的科学划分、冲突突破底线的警示等重要现实启示。进而辨析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具有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社会制度变革和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形成不良示范效应、累积社会负面心理的正负双重功能。对此,要在推进制度化管理、把握矛盾焦点、注重多措并举等几个方面消解社会冲突负功能,加强正向功能引导。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