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Minami准则的分析框架,选取小麦生产为研究对象．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1980—2011年间的中国21个样本省市数据,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产出弹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其次是西南、华东、华中和西北,华北地最低;（2）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正在接近实际工资水平,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且趋于平稳。由此推断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厘清相关学术纷争曼能够辨析新型城镇化的窟展阶殷和政革方向     

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在农业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95～2009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为避免生态学谬误导致的忽略变量偏误,本文根据第一产业的特征把自然条件纳入了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中。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农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显著;近年来,农业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新的趋势,由于"刘易斯拐点"的逐步呈现,劳动力逐渐体现出生产要素所固有的稀缺性和边际产出价值,农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凸显。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老龄化是否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基于三大粮食品种的观察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统计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年龄的分布情况，比较了老年农户和中青年农户在农业劳动时间、农业经营规模和粮食产量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表明，老年农业劳动时间占家庭农业总劳动时间的比例呈平稳上升趋势。老年农户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于中青年农户，户均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逐渐接近并超过中青年农户。老年农户的优势品种为水稻，中青年农户为玉米。从现有观察结果来看，老龄化暂时没有表现出对粮食生产的负效应。     

劳动力供求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转变——基于中部省份与沿海省份的对比分析

文章选取中部的湖北省与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两省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解析了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威廉姆斯(Williamson)拐点与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的刘易斯(Lewis)拐点客观存在之现实,揭示了两者在市场主导下相互竞合且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出了参考意见。     

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探究

本文通过利用对湖南五个乡村2008—2010年连续跟踪的调查数据,分析和测定了湖南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程度。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1-2009年的调查数据和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出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流出每增长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就会上升0.067%,农村劳动力流出增加会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善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出方式。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

文章定量测度了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产出的特征事实并分析相关要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78～200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2002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产生显著负作用;1990～2009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与劳动力转移年均对农业劳动投入指数下拉2.262个百分点,尤其2003年以来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均为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