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及制度诉求分析

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支持刚进城的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在现阶段.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对于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研究——基于双向测度数据的多视角分析

利用2013年深圳流动儿童调查数据,从学校性质和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了流动儿童在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上的差异性,检验了二者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已出现群体分化,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在家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占优,但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在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上占优,小学段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优于初中段.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不乐观,其城市文化融合水平低下,农村文化纽带坚韧;城市人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较低,农村人和外地人身份认同度较高,认同模糊问题突出;与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较小,与本地儿童的社会距离更小.总的来说,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存在复杂的正向相关,拥有资本禀赋越多,社会融合状况越好.     

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研究——基于社会流动角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472名河南省脱农离村者和338名农村及城市居民的调查,了解到河南省脱农离村者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高于仍然留在农村者,但是尚未实现成功社会流动的群体与已经实现成功社会流动的群体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学历对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一定影响,其中,学历的影响尤为重要.可以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学历教育的改革优化、社区和单位提供支持等办法,利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契机,为脱农离村群体提供实现上升流动的机遇,以全面提高他们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     

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创业意愿关系的视角

现有文献对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鲜有研究,工科大学生创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提升工科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有助于提高工科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创业能力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学习获得,并且受到创业意愿的影响.该文运用层次分析法,验证了社会网络异质性、网络关系强度、创业意愿与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基于社会网络的学习,工科大学生可以获得创业相关信息、知识、资源,提升其创业能力.创业意愿会促使工科大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创业知识和技能,进而提升其创业能力.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社会边缘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以哈尔滨建筑业农民工为例

社会稳定和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紧密相连.建筑业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社会边缘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通过抽样方法和问卷调查,从经济状况、社会分配、社会心理和社会控制等四个方面透视哈尔滨市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目前还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但从长期来看,若不注重研究并改善其境遇,则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鉴于此,必须综合利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工会组织、技能培训、改善食宿和安全条件以及多样化的休闲途径,来保证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廉租住房住户社会支持网现状分析与建构策略-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廉租住房住户作为一个特定聚居群体逐渐形成,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他们维持日常生活、应对危机的重要保证.廉租住房住户社会支持网主要由非正式支持构成,在经济困难解决、情感宣泄和社交支持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该群体社会支持网较脆弱,网络规模小、结构单一,部分住户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支持.这样的社会...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测量：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网络闭合”和“结构洞”两种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提出“信任”和“网络位置”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最主要特征的观点,并从组织和群体两个层面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测量进行了分析。在本文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分析框架中,在组织层面上,将企业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关注企业的正式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企业“班底”的内部信任程度以及在他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分化与相关社会公助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分化,从单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转为了双向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城市打工还是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诸多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农民工本身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有效扶助的社会公助.根据农民工群体分化的不同层次,在其自助基础上,实施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助,既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可以降低中国城市化的成本,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根本保证,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重大意义.     

群体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

群体的社会网络对于集体行动的生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群体成员内部的积极情感与针对反对派的消极情感借助网络得以产生、传播和强化,群体的凝聚力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的内驱力也因此得以强化;通过群体的社会网络,群体成员对社会问题的诠释得以不断传播、交流和整合,从而上升为集体层面的意义建构,这种高度共意性的意义建构能对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产生强大的动员潜能;此外,群体网络通过对信息的传递、对行动者的监控、激励与庇护、对组织者和积极分子的供给施加影响,从而改变潜在参与者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进而改变着他们的行动选择.     

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下社会网络的新特点与作用--以广州南沙区D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现有的城乡流动的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是把流动人口当作个体，及强调他们劳动的角色。然而近十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个体流动的需求扩展到完整的家庭生活需求，也扩展到他们所在社区。考虑到家庭流动的趋势，本文介绍了社交网络的新形式城乡社区，通过描述一个案例从广州血缘网络和地缘社会网络增加移民社区。然后分析影响社交网络的新形式的因素，包括家庭和生育的需要，和性别视角。最后，本文说明了新的社交网络的重要性，能满足家庭流动人口的倾向的生育和定居城市的需求，改善移民社区的整合。     

谁在网络中抱怨——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

对于今天网络中的怨气,现有观点或从现实社会找根源,或从网络技术进行归因.这种思维逻辑面临着治理的风险.本文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提出研究假设:网络社会分层将那些原本处于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边缘位置的阶层群体推到了网络社会精英位置,网络社会中弥漫的抱怨不过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权威进行挑战的工具,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权力与财富机制的质疑,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传统权威挑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设.这暗示着今天在进行网络社会治理时,如何从网络社会分层的角度切入是推进社会秩序与进步的重要面向.     

论网络互动中的群体认同

网络现已成为一些群体进行社会互动时的一种选择,了解网络空间下的这些群体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而群体认同正是这个议题的关键。群体认同是社会互动的基础,也是群体在互动中确定自己的角色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基础。本文通过分析网络互动中的群体认同的特点及其角色关系,突出了其在网络生活中的意义,使网络环境更为有序化。     

廉租住房住户：社会支持网现状分析与建构策略——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廉租住房住户作为一个特定聚居群体逐渐形成,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他们维持日常生活、应对危机的重要保证。廉租住房住户社会支持网主要由非正式支持构成,在经济困难解决、情感宣泄和社交支持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该群体社会支持网较脆弱,网络规模小、结构单一,部分住户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支持。这样的社会支持网现状难以有效地化解日后生活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生活危机与困难,这既无益于个体生活状况的安定,也无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廉租住房住户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策略,即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服务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为依托,以赋权理念为指引,以廉租住房住户需求为基础来帮助他们建构多类型、多主体介入的社会支持网络。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初级群体弱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及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大量正式组织出现的同时,初级群体呈现衰弱的趋势,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作为青少年社会化主体的初级群体的弱化却对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人格发展、心理健康以及社会角色的培养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以社区为平台,搭建一张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青少年从社区获得社会支持网络帮助的同时,又可以促进青少年自身成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志愿者,使青少年、家庭、社区成为一种"共生"的新型关系.     

社会报酬与中国城市社区积极分子——上海市S社区楼组长群体的个案研究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城市社区选举中为什么会出现积极分子？这个群体有什么结构性的特征?他们在社区中的行动逻辑是什么？通过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以楼组长群体为核心的社区积极分子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报酬,社会报酬的获得程度决定其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追求社会报酬的积极分子网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