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合作新阶段香港服务业发展前景分析

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服务贸易系列相关政策的实施,粤港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在分析粤港合作新背景及香港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粤港合作的角度,对香港服务业的总体发展前景及其主要行业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并由此提出了香港在粤港合作新阶段中的职能定位设想。     

抗战前期的粤港贸易线

抗战前期的粤港贸易线张晓辉粤港经济联系，历来密切。香港的“粮食燃料，须仰给于广州，而华南与欧美间之商业运输，亦以香港为总枢纽”①。而在抗战初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１）的特定形势下，这种传统的、以地域性为主的粤港贸易线便具有全国意义。直至香港沦陷前夕，它...     

中国“入世”后粤港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中国入世贸后 ,将为广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也会为粤港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在贸易方面 ,粤港间会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在投资方面 ,粤港合作会上升到更高层次 ;在服务业方面 ,粤港间会有进一步融合 ,从而加快粤港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在科技方面 ,粤港加强交流与合作也是大势所趋。为了充分利用新的发展机遇 ,广东仍需加强同香港的合作关系 ,共同提高国际竞争力 ,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就     

CEPA环境下的粤港经贸合作

通过分析表明,随着90年代后期香港制造业呈现的空心化,制造业已非香港的优势,港产品的零关税将不会对香港带来直接的显著收益,同时也不会对内地带来较大的冲击。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竞争力差距,两地的互补性很强,从而决定了两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可能创造出较大的效应和产生强烈的影响。在CEPA环境下必须创新粤港经贸合作新模式:一是建立新型前店后厂模式,粤港互为国际国内市场的前店;二是从制造业的合作到服务业的合作,增强地区整体竞争力,联手打出“粤港制造”。     

关于后过渡时期粤港经贸合作几个问题的探讨

广东改革开放15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粤港澳经济贸易合作。在香港后过渡时期的4年乃至“九七”历归祖国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促进粤港经济贸易合作，对再造经贸新优势，加快两地经济发展，共促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扩展和提高粤港两地经贸合作的领域和水平。一、在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加强粤港两地经济贸易的合作。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广东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要求广东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     

粤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困境及其对策

CEPA实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促进粤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发达的市场经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当内地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尚不成熟时,对香港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不可期望太高。积极主动引入香港服务业的投资,迅速改变广东服务业的落后状况,同时提升制造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关键在于广东的制度创新。粤港服务业全面合作及开创经贸合作的新格局,迫切需要广东在市场经济制度上有根本性的突破。     

粤港资本市场一体化研究

本文在分析粤港两地资本市场分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导致粤港两地资本市场分割的原因,进而根据CEPA带来的机遇提出粤港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近期模式、中期模式和远期模式,最后提出粤港资本一体化的对策。     

基于企业视角的粤港服务业合作

粤港服务业合作是近年来伴随广东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现象,并且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两地产业合作的重点。本文在梳理分析粤港合作进程的基础上,根据2003年以来数次对企业的访谈及抽样问卷结果,从企业需求的角度,分析粤港服务业合作的现状特征,并由此提出粤港两地政府在未来服务业合作中的保障体系建设策略。     

粤港深度合作的法律依据问题及对策探析

粤港合作一直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与香港、广东两地政府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就连我国内地省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首份综合性合作协议———《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这份操作性比较强的指导粤港深度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中,也未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两地合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重要的法律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在于在通过完善立法赋予CEPA和《框架协议》相应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并通过完善制订相关法律明确粤港深度合作的法律依据,为粤港深度合作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论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

香港是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近代云南最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滇港经贸关系在清末即已发生。滇港大锡贸易是近代滇港贸易的主要内容。滇港贸易对近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香港禁烟史论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鸦片贸易在香港长期存在,其形式由鸦片商从事鸦片转口贸易,然后港府授权私商经营,而后又过渡到港府鸦片专卖,均属垄断经营性质。其原因是港府将鸦片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及港府推卸鸦片泛滥的责任;港府辩称吸、售鸦片并非罪恶,危害有限;英国政府的禁烟立场不够明确和坚决。香港的鸦片业衰亡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给英国政府和港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中国内地的禁烟运动更是对香港鸦片业的衰亡产生了重要作用;最后,香港被日本侵占,英国丧失了对该地的统治权,只得终止鸦片贸易。     

制度创新:粤港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视角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深刻影响 ,广东和香港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 ,需要协同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本文借鉴日本和中国台湾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经验 ,通过分析政府介入的理论依据和政府介入的边界 ,认为粤港高新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介入 ,进行制度创新。最后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 ,分析广东和香港的现实情况 ,提出两地制度安排的原则和粗略的框架。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性质、效力分析及立法建议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是我国内地省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首份综合性合作协议,是对《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和将CEPA协议推向纵深的有力之举。但从法理上分析,作为《框架协议》订立基础的《规划纲要》和CEPA协议目前在国内法上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均不甚明确,使得《框架协议》自身的法律性质与效力的确定受到影响。为促进该协议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必要完善相关立法,明确CEPA协议及《框架协议》相应的法律地位。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利益规制研究

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粤港澳三地的政府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地区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欠缺规范,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比较突出,要促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提升制度供给效应,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和协会生成的多方并进方式,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民国前期粤商文化在上海的辐射效应

广东受西风熏染较早和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因素活跃,在近代观念传播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民国前期粤商文化主要通过粤籍华商在上海的拓展而产生辐射效应。经过长期融合,旅居上海的粤商逐渐融于当地,丰富了沪市商业文化的内涵,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并增强了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     

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再论香港的贫困问题

以香港为个案探究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考察其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实特征。香港是一个典型的丰裕社会,其经济水平和富裕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香港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可谓＂富有一群属最富,贫穷一族属最穷＂。一直以来,香港奉行＂不干预主义＂,坚守自由经济政策,这既培育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与富庶,也为贫富悬殊和贫困问题埋下了祸根。香港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自动缓贫,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益贫式社会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才是缓贫的关键和根本。     

香港中文修辞与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其内容积淀在各类典籍之中。各式菜谱纷呈,最能集中反映出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特色。本文着重分析香港粤菜菜谱独树一帜的用语,体现出香港中文修辞的特点。     

论内地与香港CEPA性质的界定 --类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内区际经贸法律安排

CEPA作为中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很多评论认为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质性开端.毋庸质疑,其签订对内地和香港两地经济的更进一步融合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CEPA签订至今,其性质仍备受争议、未有定论,这不能不说对于CEPA实效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本文在此,尝试通过对有关CEPA性质的争议进行甄别和分析,以求厘清和界定CEPA的性质,为CEPA更深入的发展扫清理论障碍.     

沪港合作的新阶段与上海国际地位的提升

上海与香港都进入了经济结构升级和服务功能提升的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沪港合作将主要是各自以广阔经济腹地为主要支撑的共同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新的合作,在新的互动与合作中实现共赢与发展。上海应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着力于服务业的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制化发展,从而加快上海国际地位与国际经济中心功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