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论华夏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同一性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与稳定的工具。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除了其阶级压迫的功能外,还有其治水、御侮等公共职能。这两种功能因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不同的生态环境与历史发展道路而有所差异。其中“一类其演进最初是由内部固有的因素引起的,另一类演进则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①目前围绕这些问题的解释多种多样,既有外部冲突论与调和论,亦有包括经济、环境、人口变量在内的各种微观研究。我们认为,国家内部间的阶级、阶层冲突与在外力压迫下人类为生存而导致的融合有主有次,阶级冲突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内因,外在…     

赫尔德语言起源观述略

语言是界定民族和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之父”赫尔德在其语言学名著《论语言的起源》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其语言起源观,先后批判了孔迪亚克的契约论、卢梭的激情论、苏斯米希的语言神授说等学说,提出了“语言是人的悟性的产物”的重要观点.赫尔德的语言起源观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于语言起源观基础上的诸多思想对德意志民族的塑造和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确认识和坚持反“和平演变”斗争

“和平演变”的外部因素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策略的总和。内部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可能被演变的不利条件。内因是主要危险。认真分析这些原因,对于我们坚持反“和平演变”斗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的冲突”主宰当今世界？─—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本文分三个部分，即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冲突还是融合，论述了在该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及其冲突，评论了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他的论点经不起理论、现实、历史的检验。本文认为，国家利益的对立是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把它归罪于文明的差异是不能成立的；炮制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是为了给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把不同文明圈的国家作为敌手来对待是危险的；文明间的“差异─—碰撞─—冲突─—重构─—融合”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文明间的冲突将永世长存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题献论”问题——一个学术考察与阐释的视角

马克思向达尔文题献《资本论》这一“题献论”,诞生于1930年代初的苏联，之后在西方被广泛传播，其扭曲了“马克思-达尔文”的智识关系。究其原因，该“题献论”源于20世纪前三分之一世纪在欧洲和苏联存在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路线之争，其中“达尔文”始终处于意识形态竞争的前沿。然而，对于题献所指、题献动机、“马克思-达尔文”精神内核之间的冲突以及达尔文回信所提内容与现实不一致等各种争议和质疑长期存在。通过对爱德华·艾维林作为与达尔文通信主体的重新假设，以及“1880年10月12日信件”和《学生的达尔文》作品的发现和关系论证，“题献论”的神话最终被解构。     

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先秦儒家的国家观之比较

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荀况都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缓和社会冲突,解决社会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经济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孟轲都强调社会分工在国家产生中的作用。在国家职能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国家的职能分为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管理两大类;而孔丘、孟轲、荀况均强调国家的统治职能。     

伊拉克教派冲突的特点、缘由与前景

2006年初以来,伊拉克教派冲突与其他冲突互相影响,使伊拉克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场冲突主要表现为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的冲突。伊战后,激烈的权力争夺是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重建工作进展缓慢、“基地”组织等外部势力的作用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宗教差异和历史矛盾也是重要因素。教派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予以消除,但也难以演变为大规模内战。尽快建立一个充分体现各方权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化解教派冲突的根本途径。     

从“城市雏形”谈起——与杜瑜同志商榷

杜瑜同志在《中国史研究》上撰文论述城市的起源时,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论点,认为,城市的早期形态只是个“城市雏形”,到了国家产生以后,城中有了“政治”,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杜同志认为,这种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 对此我感到很有可商榷之处。尤其,说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之说,我的看法是不同的。     

“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

目前，学术界对“灌输论”的首倡者看法不一。事实上，“灌输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懈努力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构成了“灌输论”的思想源头；考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出色的发挥，赋予了“灌输论”初步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灌输论”观点体系。     

透过马克思“地租”理论看我国房地产业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业也伴随着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也最具研究价值的领域之一。但是，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已对我国房地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运用马克思经典“地租”论，以我国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存在的弊端为切入点，探讨我国房地产业价格疯狂上涨的缘由，并针对该产业政策提出建议。     

论教育“转轨”的外部条件

本文从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促动因素、逆动因素及保障因素入手，阐述了教育的外部条件对于教育“转轨”的重要性，从而提出教育转轨既要重视教育内部运行机制的构建与改造，也要重视教育外部条件的创造．     

论经学对《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影响

刘勰从“通变”和“时序”两方面研究：艾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构成了《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理论框架。“通变”即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此为文学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时序”即时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是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刘勰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和外部因素的探索,都受经学的思想影响。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马克思道德观基础新论——精神和肉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道德论”与“反道德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消失” 还是 “隐匿”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市民社会” 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避谈 “市民社会” 的事实, 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 念是 “消失了的范畴” 这一代表性观点, 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 市民社会概 念实质上是 “隐匿” 而非 “消失” 的。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 重变革: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 涵, 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 “隐匿”;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 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 历史的分析, 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 匿” 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 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孔子“好古”思想试析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都要受到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马克思曾提出:“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孔子也不例外。由于他正处于我     

“求实精神”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萦绕着,这就是马克思究竟是怎样成为“马克思”的。在深入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一些早期著作之后,我认为“求实精神”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时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5页)“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逻辑前提

理论界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争论已久,观点多样,如“生产资料论”“消费资料论”“生活资料论”“个人财产论”“股份制论”等,但是很少专题考察“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前提条件.廓清它是“什么样社会”里对“什么样的个人”的重建,是解决此问题的必要逻辑前提.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虚弱国家”的形态和起源：以1988-2010年的缅甸为例

“虚弱国家”是指介于失败国家与正常国家之间的一种国家形态,政府履行公共管理的能力下降,社会结构涣散,国家内部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社会依然正常运行。新军人集团执政期间的缅甸,政府与反对派、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国内经济发展滞后,国际上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内忧外困,存在政治转型期间的新旧结构的冲突,多民族文化的冲突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这些特征使得1988-2010年间的缅甸呈现出典型的“虚弱国家”形态,其根源在于军人长期专政、多民族冲突和国际干预使得其民主进程受挫、社会分化严重、民主进程缓慢。处于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缅甸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